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 卢 迈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李兴洲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宋志平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年内将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深入推进产业、教育、健康、生态扶贫。
“发展教育脱贫一批”，是补齐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激发脱贫内生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举措，也被赋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时代使命。进入脱贫攻坚的冲刺阶段，如何更好发挥教育的作用？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还有哪些短板要补？日前，本报记者就这一话题邀请相关专家和企业代表分享观点，建言献策。
——编 者
光给钱，不扶智，贫穷还会卷土重来
劳动力接受教育年限少于6年，贫困发生率大于16%；若将接受教育年限增加3年，贫困发生率会下降到7%
教育扶贫，要扶教育的“贫”，切实改善贫困地区办学条件，提高学校教育和成人职业教育水平
记者：为什么说教育扶贫是切断贫困代际传播的重要途径？
卢迈：教育能为个体提供上升的通道，能为一个地区提供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人力资源。但教育恰恰是贫困地区的短板，导致其陷入“越穷越不要教育，越不要教育越穷” 的恶性循环。实现脱贫致富，亟待发展教育事业。
我曾到贵州省毕节市的贫困村调研，对一户贫困家庭印象深刻。男主人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女主人没上过学，全家靠种地或打零工维系生计。得益于脱贫政策，他家获得小额扶贫贷款，发展鸭苗养殖，日子渐渐有了起色。但是女儿学习成绩不理想，夫妻俩也没有能力辅导。在这样的环境下，孩子很有可能重蹈父辈的贫困轨迹。
当前贫困地区对儿童教育和营养的重视程度不够，投入不足，导致贫困儿童在人生起跑阶段大大落后。只有帮助贫困儿童更好地成长发育，教育扶贫才能真正扶到 “根”上。
李兴洲：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值得重视。当前，一些老少边穷地区学生辍学失学问题值得关注。他们过早离开校园，用稚嫩双手承担起生活重担，但又因文化素质水平偏低，“务农没出路，务工没技能”，只好重复低水平的生产生活方式。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手段。以世界银行贫困线为标准，劳动力接受教育年限少于6年，贫困发生率大于16%；若将接受教育年限增加3年，贫困发生率会下降到7%。因此要大力发挥教育在扶贫中的作用，让更多的贫困家庭孩子掌握改变命运的主导权。
宋志平：小康路上，不让一个人掉队。教育扶贫就是要通过资源倾斜，改善贫困地区教育条件，不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输在起跑线上”，用知识改变命运。中国建材集团在教育扶贫方面做了一些事，比如捐建学校、捐赠学习设施、生活用品，组织技能培训、设立爱心助学金等，有些职工义务支教达6年多。
记者：教育扶贫是实现脱贫的重要手段，但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发展水平低、欠账多，这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兴洲：教育扶贫，要扶教育的“贫”。首先在硬件上，一些贫困地区办学条件比较差，校舍标准低，学生课桌椅简陋，电脑、乐器等现代化教学工具短缺。有的学校甚至缺少基本的教育教学设施。
其次在软环境上，因生活待遇较差，职业发展受限，乡村学校难以吸引优秀人才，一些贫困地区学校代课老师多，老龄化严重，教学手段单一，教学理念相对落后，教学质量有待提升。
宋志平：除了关注贫困地区学校教育，还应关注成人教育。贫困群众的“充电”渠道多了，但培训效果有待进一步提升。在培训课程和内容设置上，应精准对接地方产业发展，找准农民需求，这样才能激发农民学习动力，真正扶起智与志，让他们鼓起口袋的同时，也能富起脑袋、挺起腰板。
缺什么，补什么，让“穷孩子”吃好学好
截至目前，中央财政已累计安排资金1591亿元，1590个县实施营养改善计划，每天的受益学生达到3400多万人
在教育扶贫的政策工具箱里，职业教育是见效快的“利器”，要提高其“含金量”
记者：目前教育扶贫形成了哪些政策？成效大不大？
李兴洲：“缺什么，补什么”。各地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教育扶贫政策，让越来越多的贫困人口用知识和技能脱贫致富。
在学前教育阶段，国家自2011年开始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中央财政学前教育巡回支教项目共支持陕西、贵州等13个省（区、市）设立支教点1500余个，受益幼儿约4万人；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幼儿超过400万人次，陕西、青海等还全面实行学前一年免费教育。
在高中教育包括职业教育阶段，从2012年秋季学期起，国家对所有农村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等群体免除学费，并对连片特困地区学生实现了100%覆盖。
在高等教育阶段，推行面向贫困地区的定向专项招生计划，建立起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助学贷款等多种方式并举的资助体系，保证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得起大学。
卢迈：改善儿童营养，对切断贫困代际传递有重要意义。《2016年全球营养报告》研究显示，在预防营养不良上每投入1美元，会带来16美元的回报。我国从2001年起提出建立贫困地区少年儿童营养保障制度，解决城乡儿童营养不均衡的问题。截至目前，中央财政已累计安排资金1591亿元，全国共有29个省（京、津、鲁单独开展了学生供餐项目）1590个县实施了营养改善计划，每天的受益学生达到3400多万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699个县实现全覆盖。监测数据显示，贫困地区农村学生的体质明显改善， 11岁男女生的平均身高增长了5厘米左右，身高城乡差距缩小了4厘米。
宋志平：企业应该各展所长，利用资金、技术等优势，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帮扶。在贫困地区，最好的建筑应该是学校。目前我们集团旗下的北新建材正在为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路南营村建造一座绿色校园。路南营小学的教室年久失修，没有正规操场，冬天取暖也是大难题。我们承担起校舍设计、材料供应和施工等工作，建材全部采用绿色环保材料，校舍达到9度地震设防。新校园不是一砖一瓦地盖，而是像搭积木一样装配。中国企业正在大踏步前进，应该不断把优势产品、先进技术更广泛地应用到教育扶贫的项目中，加快“扶智”进程。
记者：贫困地区职业教育还存在哪些短板？
李兴洲：在教育扶贫的政策工具箱里，职业教育是见效快的“利器”，许多贫困家庭的孩子接受职业教育走向工作岗位后，就能带动全家脱贫。
目前职业教育扶贫还面临一些难题。首先，在贫困地区同样存在“重学历教育、轻职业教育”的思想，职业教育对贫困学生的吸引力不足。其次，贫困地区职业教育师资薄弱，教学内容与地方产业发展结合不够紧密，解决学生就业能力不足。第三，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对专业型人才需求弱，影响了职业教育的“含金量”。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细化政策、打破瓶颈。
宋志平：企业可主动与贫困地区职业学校对接，根据岗位要求和招聘计划，与学校开展订单式合作，让学生上了学也能上了班。企业需要大量产业工人，还可以通过与职业院校合作，举办短期培训项目，对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贫困户培训，定向招聘，进而拓宽贫困户的就业渠道。
卢迈：建议通过东西扶贫协作机制，发达地区派出教师对口支援；东部省份企业和贫困地区职业学校结成对子，优先为当地学生提供优质就业岗位。
增投入，强监管，啃下脱贫“硬骨头”
教育扶贫应和产业扶贫、就业扶贫等相互结合，特别是根据产业发展需求，开设针对性强、实用的培训项目
社会公益组织用好“第三方”身份，参与对扶贫政策项目的实施效果评估、财政资金使用监督等
记者：脱贫攻坚进入冲刺阶段，教育扶贫这场硬仗怎么打？
李兴洲：教育扶贫效果显著，但也应看到，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的问题还比较严重，深度贫困地区不少学生还无法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下一步，教育扶贫应该在优质和精准上下更大力气。
首先，应继续提升贫困地区的教育质量。针对学校“城镇挤、乡村弱”、村小和教学点运转比较困难等问题，统筹学校布局、统筹经费投入使用、不断缩小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差距，全面提高教育质量。针对乡村教师队伍整体质量不高的问题，应扩大农村教师特岗计划规模，通过定向培养，为农村学校提供“一专多能”的老师，鼓励优秀退休教师支教讲学。
其次，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在“帮扶谁”和“怎么帮”上，提高教育扶贫工作的靶向性。在扶贫对象上，要以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人口为重点，精确瞄准最薄弱领域和最贫困群体；在扶贫举措方面，对不同教育阶段和教育类型的贫困人口，提出有针对性的教育扶贫措施。
卢迈：贫困地区农村学前教育存在明显短板。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普遍在50%以下。未来，应当朝着 “一村一幼”不断努力。
就贫困地区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而言，我们发现有的地方因认识不到位、财力受限等，对国家资金使用效率不高。有的没有配备食堂工勤人员，有的不愿承担食堂水电煤气等费用，无法为学生提供正餐，只能提供面包、牛奶、火腿肠等加餐。这样的加餐方式难以保证学生的营养摄入，财政资金没有花对地方、花出效果。建议各地政府完善相关保障制度，分担食堂运行费用，把这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办好。
宋志平：扶贫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工程，教育扶贫应和产业扶贫、就业扶贫等相互结合。各地应与地方脱贫规划对表，特别是根据产业发展需求，开设针对性强、实用的培训项目，为贫困户送技术和知识，帮助他们更好地参与到产业发展中。组织贫困户到发达地区“取真经”，开眼界、长志气，增强脱贫的内生动力。我们集团组织定点扶贫地云南省绥江县基层干部和农村能人到北京、河北等地参观学习，坚定他们的脱贫致富的信心。
记者：如何发挥包括企业、社会组织等在内的全社会力量，形成教育扶贫的合力？
李兴洲：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形成大扶贫格局。
例如，在山东省滕州市，当地留守女童数量多，存在学习动力不足、家庭教育缺失、人生目标模糊等问题。为了帮助她们更好地成长，当地成立了一支由学校老师、礼仪老师、心理专业人士、社会义工等组成的志愿者服务团队，发起“美丽女孩行动”，对她们定期开展指导。来自滕州鲍沟中学的小楠是这项活动的受益者。之前因为缺乏父母的教育和关爱，她学习成绩下滑，对未来感到迷茫。在志愿团队的帮助下，小楠慢慢找回自信，考上了某职业学院的护理专业，人生走上了正轨。
“美丽女孩行动”积极构建学校主导、家庭配合、政府支持和社会参与的全方位关爱体系，效果不错。我们尝试将这一模式运用到需要帮扶的群体中。
卢迈：应该鼓励家庭、社会组织等民间力量，形成对教育扶贫的有益补充。特别是用好社会公益组织的“第三方”身份，参与对扶贫政策项目的实施效果评估、财政资金使用监督等。
比如，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担了对“贫困地区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第三方评估工作，基金会建设阳光校餐数据平台，覆盖全国13个省的9200多所学校，共收集分析1000多万条学生营养数据。以此为基础的政策建议报告，受到相关部门高度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