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红建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青年作家纪红建的新作《乡村国是》是一部“国字号”题材的长篇报告文学。所谓“国是”，意指影响全局的国家大政，意义深远的重大国策。在纪红建这里，“乡村国是”所写的中国农村扶贫脱困的实景，呈现的正是实施重大国家战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作品本身的厚重，担当得起这样一个“国是”书写的题材。报告文学作家应有的担当精神、写作中体现出的卓然的非虚构叙事能力，纪红建令我心生敬意。
观览社会发展大概，我们可知现代化的实现，正是一个逐步告别贫困的历史性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到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里所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其中就关涉到农村的贫困。由此可见，纪红建的《乡村国是》报告的正是有关社会主要矛盾的大“国是”，是一部深切时代大主题的文学书写。检视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的报告文学，对社会重要存在的涉贫题材多有写作，但大多是一种“问题报告文学”的制式，其基调是揭示贫困问题的严重存在，以期引起高度关注。《乡村国是》不是“问题报告文学”的写法，作者所依据的是历史理性的原则，贫困依然是一个问题，但扶贫攻坚的实绩是现实的，是历史性的。作为社会的观察者、记录者和思考者，纪红建有责任将历史的进展，作出真实的报告。因此，在《乡村国是》这里，贫困已整体性地由“问题”转为“话题”，作者要与读者分享的是一个有关中国扶贫，特别是精准扶贫的有意味的话题，他所写的是一部新时代中国扶贫攻坚脱困致富的新风景。
《乡村国是》是以充分的非虚构文学的具象叙事，富有质感地展示行进中中国扶贫风景。这是一部涉面广泛的具有宽度的作品，作者力图比较全面完整地记录这一时代扶贫的新进展、新成就。从采写对象的空间分布看，作者走过包括新疆、西藏、宁夏、甘肃、云南等14个省自治区市的39个县市区，足迹印在202个村庄的土地上。这样大规模的深度采访，第一体现了作者严谨认真的写作态度。第二报告文学写作的现场就是对象存在的现场。好的作品应当具有真切的现场感，应当反映出能体现对象特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乡村国是》，是作者艰苦行走的馈赠，其间就呈现着现时我国扶贫状况真切的现场感和样本性、丰富性。再从采访对象的类型看，大致上涉及到我国目前扶贫脱困的基本方式，包括国家支持、对口援助、社会帮扶、生态养富、交通致富、移民重建、电商脱贫、自强脱贫等。
如果说基于采访所得的是《乡村国是》报告对象的宽度，那么作者立足于“以人为本”的叙事建构，则是生成这部长篇内质厚度的关键。前者保证了“报告的”文学所需的信息容量，后者则使“文学的”报告成为可能。扶贫脱困是大事，但事在人为。从《乡村国是》反映题材而言，无论是哪种方式的精准扶贫，其达成的关键在人。作品最用力处也在于此。作品写到的人物有许多，其中有各级精准扶贫的驻村干部，有为扶贫鼓与呼的有识者，有带领群众艰苦脱贫的老党员、老干部，还有更多深度贫困地区不甘贫困的普通百姓。最为感人的就是作品中写到的那些虽然贫困而不失其志的贫困户和勇于担当，带领群众艰苦脱贫、无私奉献的基层干部。正如作者所说，“精神”，“最先要说的是贫困山区群众那种自强不息、坚毅与顽强的意志和精神”，这其中有“为了生存，永不放弃”的广西男子汉吴天来，有“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巴中男子余定泗，有“攒劲的小伙子”陈俭银和他的儿子陈泽恩，纪红建以崇敬之心走近他们，以蕴情之笔书写他们，唤起了一种感奋我们的精神力量。纪红建说，要写出带着“温度”的扶贫报告，我想这“温度”就在向“自强不息、坚毅与顽强的意志和精神”致敬的叙写之中。
《乡村国是》中有一处表述是很有意味的：“那些个高而看似瘦弱的白杨树……它们不壮实，但很顽强，条件再艰苦，环境再恶劣，都能生存下来。”“我想，这种顽强，就是西海固人的顽强吧！就是中国贫困山区人们的顽强吧！”我想起了茅盾先生70多年前所写的《白杨礼赞》：“我赞美白杨树，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今天我们民族……所不可缺的朴质，坚强，以及力求上进的精神。”读《乡村国是》，白杨和扶贫者、自强者的意象，在我眼前闪回。这是最美的风景！
（责任编辑 ：景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