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再平：普惠金融扶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中国经济网北京9月20日讯 9月19日，亚金协筹建工作组第一副组长、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杨再平出席在印度孟买召开的“金砖国家普惠金融研讨会”，并在嘉宾讨论环节发言。他介绍了普惠金融中国故事，并总结了几点经验。杨再平认为，普惠金融之于扶贫，不同于财政或慈善扶贫，有其独特效果。常言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普惠金融扶贫，因要还本付息，以循环使用，因此必须基于其还本付息的意愿与能力，也必须教授其还本付息的意愿与能力，此即普惠金融之“授人以渔”。

　　杨再平指出，如此则不仅让信贷资金有去有回，得以还本付息，更强化了借贷方“以渔”的责任与能力。作为普惠金融的小额信贷，支持贫困人口，改变的不仅是他们的生活，而更激发当事人自主创业、脱贫致富的激情和行动。这就形成了普惠金融与脱贫致富的正反馈良性循环。

　　亚金协筹建工作组第一副组长、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杨再平

　　发言主要内容如下：

　　我叫杨再平，9月13号前是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那天我们协会换届，我由于已过退休年龄，不再担任专职副会长。目前正与全球5大洲20国100多家在亚洲域内外有影响有意愿的创始会员机构共同创建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刚在中国上海召开了该协会成立筹备会。今冒昧以亚金协筹建组第一副组长身份参加这次金砖国家普惠金融研讨会。

　　我今天的发言不妨从两则故事切入。故事之一说的是中国西南贵州省一叫汪元翠的女士。她小时患小儿麻痹症，出出进进都离不开拐杖。2003年5 月，当地一小贷机构为她提供2000元的小额信贷，支持她养猪。她用贷款建起了猪棚，买了母猪以及兽药和饲料。到2004年初，卖仔猪获毛利6500元。初尝甜头的她又继续从协会贷了3000元，扩大养殖规模。几年下来，汪元翠已是远近闻名的养猪能手，也成了当地的富裕大户。 　

　　故事之二说的是中国北方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草原一位叫斯仁达瓦的断臂青年。他曾因断臂而绝望，是鄂温克旗包商村镇银行给他贷款振作了他，改变了他的命运。该村镇银行三次为其提供70万元贷款支持，历经十五年发展，成为当地家庭旅游点中规模最大、客流量最多、固定资产最雄厚的一家。

　　这就是普惠金融中国故事。2010年以来，我们每年都汇编出版100个这样典型的普惠金融故事。事实上，在13亿人口的中国，这样的故事每年都成千上万地发生。

　　要说普惠金融中国故事，我以为，有几点经验值得总结。

　　一是作为国策。在中国，发展普惠金融不仅仅是一个金融问题、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是一项关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型、关乎人民福祉的重大事业。

　　所以，普惠金融，已作为重大国策，列入了国家的重大议程。这从中国政府刚刚制定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可见一斑。按该规划，到2020年，总体目标是：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普惠金融服务和保障体系，有效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明显增强人民群众对金融服务的获得感，显著提升金融服务满意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服务需求，特别是要让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及时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使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居于国际中上游水平。

　　二是让基础金融机构网点与服务全覆盖。截止2012年末，我国金融机构网点已覆盖了全部县市和绝大多数乡镇，金融服务已覆盖全部乡镇，实现了全国所有乡镇的基础金融机构、金融基础服务全覆盖。83%的人已经有了银行账户。

　　截至2015年末，农村地区接入人民银行大小额支付系统的银行网点8.31万个，代理银行网点3.23万个，合计11.54万个，覆盖比率94.91%。ATM和POS机在农村地区已较为普遍，使用频率较高。其中，ATM在各类终端机具中人均使用频率最高。同时，POS机的万人拥有量超过68台。农村地区自助服务终端等创新型机具逐渐增多。截至2015年末，农村地区除ATM、POS机之外的其他自助服务终端（如多媒体终端）19.16万台。

　　三是作为扶贫攻坚之利器。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6亿多人摆脱贫困，普惠金融功不可没。普惠金融之于扶贫，不同于财政或慈善扶贫，有其独特效果。常言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普惠金融扶贫，因要还本付息，以循环使用，因此必须基于其还本付息的意愿与能力，也必须教授其还本付息的意愿与能力，此即普惠金融之“授人以渔”。如此则不仅让信贷资金有去有回，得以还本付息，更强化了借贷方“以渔”的责任与能力。由此我们看到，作为普惠金融的小额信贷，支持贫困人口，改变的不仅是他们的生活，而更激发当事人自主创业、脱贫致富的激情和行动。这就形成了普惠金融与脱贫致富的正反馈良性循环。

　　举世闻名的尤努斯的格莱珉银行就属于独特的开发式扶贫方式。1983年尤努斯在孟加拉国创建了第一代格莱珉银行，向240万穷人提供贷款，对穷人的收入、就业、消费和抗风险能力等经济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也对穷人的健康、教育、生育、妇女权利等社会方面产生了正面的作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我国这些年小额信贷的发展在扶贫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效。比如，海南省农信联社的“海南尤努斯”农村金融模式，到2016年8月底，累计发放50万元以下农户小额贷款252亿元，贷款余额96亿元，惠及全省68万农户，占海南省农户总数57%，农户五分之一的增收来自小额信贷的贡献。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万多户，累计发放小额贷款3亿多元。

　　我国许多地方还锁定建档立卡贫困户，以小额信贷技术为主要手段，提高贫困农户的贷款可得性，增强扶贫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让弱势群体有尊严地享受金融服务。

　　我国不久前召开了扶贫开发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打赢扶贫攻坚战的决定》，对“十三五”期间脱贫工作作出了重要部署。如果说，未来5年中国要进一步使7000万人口脱离贫困，那么，也必待普惠金融扶贫的故事多多。那样的普惠金融故事，多多益善。

　　四是政策鼓励+监管要求力推大小金融机构积极为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监管部门将小微企业贷款覆盖率、小微企业综合金融服务覆盖率和小微企业申贷获得率纳入监管体系，并对银行按月进行监测、考核和通报，要求商业银行“三个不低于”，即：在有效提高贷款增量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小微企业贷款户数不低于上年同期户数，小微企业申贷获得率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截至2016年3月末，小微企业贷款较年初增加8364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速13.46%，比各项贷款平均增速高0.15个百分点；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户数1246.22万户，较上年同期多117.14万户；小微企业申贷获得率92.47%，较上年同期高2.29个百分点，实现了“三个不低于”目标。

　　五是积极借助互联网金融为主的现代金融科技手段。互联网金融可以突破时空局限，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优势，大幅降低成本，管控金融风险，具有长尾效应，更好解决“二八理论”中的80%部分，让弱势群体也能享受到充分的金融服务，因此已然成为普惠金融的利器。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中国金融业大力借助互联网金融，发展普惠金融，方兴未艾。积极运用互联网、移动终端等新技术，通过优化业务流程、加大科技运用、增加自助机具等手段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效率，已见成效。

　　中国银行业协会也正在探索采用“互联网+普惠金融”的模式，通过整合系统资源，采用集约化、规模化、效益化发展思路，搭建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在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中进一步推广直销银行、微信银行、网络银行等新型服务渠道，共享电商平台等互联网金融服务，提升普惠金融服务客户体验，拓展普惠金融服务深度和广度，解决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推广拎包银行、马背银行等创新服务模式，解决老少边穷、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金融服务“最后一步路”的问题。

　　六是不断创新针对普惠金融服务对象的金融解决方案。普惠金融的对象为弱势群体，融资难融资贵、商业可持续性是老大难问题。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就需要金融有心人有针对性地不断创新金融解决方案。

　　中国金融业近年来在这方面也有不少故事。比如成立小微企业客户部，除在基层网点办理小微客户贷款外，选拔若干名优秀客户经理，专门为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集中优势力量服务区域内小微企业；全面推行客户经理制，将客户经理的业绩和风险管理水平与个人收入挂钩。针对小微企业不同层次的信贷需求，开发对接信贷产品，如业主和主要股东私人财产抵押担保贷款、个人住房和商业门面房最高额循环抵押贷款、商铺和厂房按揭贷款、“原材料供应商+产品生产者+产品销售者+银行”新型联保贷款、“同类产品的生产者或销售者+联保保证金+银行”联保贷款、“AA级企业保证+小微客户+银行”的保证贷款、“抵押+质押+保证+银行”组合担保贷款等。

　　中国银行业协会则每年评选服务小微企业、服务三农创新金融产品各50佳，以此激励金融机构不断创新普惠金融产品。各大小金融机构踊跃参评，去年有近800个产品申报。

　　早在2005年，联合国就提出了“普惠金融体系”的概念，其含义是“以有效的方式使金融服务惠及每个人,尤其是那些通过传统金融体系难以获得金融服务的弱势群体”。这次20国杭州峰会又通过了《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金砖国家普惠金融研讨会接着在同样高度重视普惠金融并卓有成效的印度召开。这表明，普惠金融已然全球重大议题且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