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不只发生于穷山恶水。
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普通话标准音采集地、皇室行宫避暑山庄……涤荡在历史长河中的承德，拥有十余张城市名片，闻名于世已有300多年的时间。长林丰草，碧水光湖。承德的生态环境，堪称中国典范。不过，多少年来，承德由于“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貌特征，加上农村投入与产业发展不足，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能力不强，属于河北省唯一的市辖县全部进入扶贫政策扶持范围的全域性贫困地区，发展相对落后。
718个贫困村、40万贫困人口，京津之北，燕山深处，这是一座欠发达的山城。“建设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同步解决京津周边贫困问题”。面对繁重的脱贫任务，承德给出响亮回答，举全市之力坚决打响脱贫攻坚战。
脱贫攻坚党旗红。紫塞大地上，778名“第一书记”到村任职、1894位“能人”回乡创业、7.49万个党员干部与贫困户结对帮扶……近日，本报记者一行深入承德三村进行调查。
哈里哈村 “康百万”：不做老板做牛贩
近日，河北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划定了张承坝上地区和燕山—太行山深山区的10个深度贫困县进行定点帮扶，承德市围场县就在其中。
哈里哈乡，围场县最北部的乡镇之一；哈里哈村，又是该乡最北部的村落。这里背靠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距离承德市中心有200余公里。
“连山结玉岩，修庭振琼柯”用来形容哈里哈村最为贴切。早春三月，记者驱车一路前往，每至山路北坡，都还能看到连片不化的积雪。原来，每年从十月份开始，哈里哈村就进入了千里冰封、万里寒凝的季节。直到次年三月，这里一直是冰雕玉砌、银装素裹。
由于地处浅山丘陵地带，土地贫瘠导致传统农业效益低，养殖业毫无悬念地成为了这里的主导产业。多年来，哈里哈村512户村民过着拮据的日子。全村959人属于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
然而，正是这样的贫困地区，近年来却孕育出了一位远近闻名的致富能人“康百万”——哈里哈村党支部书记康文有。不过，之所以被称作“康百万”，并不是说他个人财产有一百万元，而是他靠着自己的一手绝活儿，对贫困群众“造血”培训，带领村民致富，让村集体积累了上百万元的收入。
在外村人眼中，康文有是个出名的“大牛贩子”——65岁的实际年龄，看起来只有50多岁，拿着苹果手机，走起路来虎虎生风。
早些年，得知距离哈里哈村不远的棋盘山镇有一个大牲畜交易市场，康文有便带着村民到内蒙古、辽宁来回400多公里买牛，回到村里用几个月时间育肥，最后卖到交易市场赚取差价。
说起挑牛犊，一直沉默寡言的康文有顿时变得两眼放光，“看牛看两头，嘴要方、臀要凸；角要平、鼻要粗……挑这样的牛，绝不会走眼。”除此之外，他还总结了一套育肥的经验，包括如何护理、如何喂饲料等等。按照康文有的这套土法儿，哈里哈村几十位村民成了牛贩子，人均每年能挣两三万元。
“涵养水源就是财富。”康文有说，除了养牛贩牛，哈里哈村还有2万多亩林子。植被好，不仅能调节气候，还能带来大量游客。此外，60多名赋闲在家的村民当起了生态护林员，看林护林，一年能入手7000多元的工资。
由于靠近塞罕坝、御道口等旅游景点，是坝上坝下的必经之地，2015年开始，村两委还号召村民搞起了生态旅游项目。村民赵礼第一个在自家四间农舍的基础上搞起了农家乐，旅游旺季两个月能挣三四万元。加上养牛、种地，全年收入达到五万多元，成功脱贫。
康文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2016年，哈里哈村凭借产业扶贫、异地扶贫、生态扶贫等，集体经济收入达到112.6万元。当年，该村就有77户197人成功脱贫摘帽。
“如果他想自己发财，早就该叫‘康千万’了。”赵礼告诉记者，康书记思路活，又敢干，肯定是个“大老板”，“但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当了46年村支书，把一切精力、经验都留给村里了。”
一百多万元的集体收入不是个小数目，但康文有没拿去挥霍，而是在村里踏踏实实地搞起了基础设施：铺路、打井、建广场……一个现代化的新农村渐渐有了雏形。
根据承德市划定的红线，到2018年年底，贫困人口必须全部摘帽。还有不到2年时间，哈里哈村能带动尚未脱贫的239户完成任务吗？面对记者的疑问，康文有简短而铿锵地答道：“能！”
后甸子村 李金山：金山银山花果山
平泉县，河北省东北部最边远的县城，北靠内蒙古、东接辽宁。县城南部15公里外，有一个后甸子村，进村出村只靠一条马路。
过去，后甸子村道路之难走远近闻名——后山地势高，临街地势低；夏天蹚水踩泥，冬天踏雪爬冰，这就是该村曾经的现实写照。2015年，后甸子村人均纯收入只有2700元，比县里低了5000多元，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村。
这个总面积只有2.5平方公里的村子里，光荒山就有1100亩。人均不到半亩地，种不了玉米，也打不出多少粮食。
村民们不是没有尝试过自力更生。1980年代，村民王志仓也曾探索过自己种果树。不过，因为山上缺水，又没有什么经验，自家2亩地上的100多棵果树，没过几年就死了。
脱贫攻坚靠产业，谁都明白这个理儿，但靠农民单打独斗就是行不通。
改变发生在2013年。村支书李金山开始谋划着发展林果经济，他通过科学管理加上精心呵护，试种了200亩果树，当年果树长势喜人，但是群众参与率却很低，“我想带着大伙一块富起来，就必须整村推进，一户都不能落下。”
2014年10月，李金山发动村民以地入股，通过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开荒造地发展林果产业。当时，后甸子村的合作社，是全县第一家以土地入股的农民合作社。那段日子，李金山和村两委班子成员多次召开村民代表会，挨家挨户走访，帮村民算账。
李金山放出豪言，把整个山地都纳入规划，在7个山头坡地栽植苹果、梨、桃、杏等7大类、32个品种的果树。同时，为了弥补果树见效前的收入不足，还采取林薯、林菜、林药间作的模式，大力发展林下经济。他向村民许愿，待果树达到盛果期时，合作社将按2：2：6的比例对年度收益进行分红，即提取20%给入股户分红、提取20%作为公积金壮大集体经济、剩余60%按全村人口进行分红。
村民心中的问号打开了。最终，全村403户入社率达到了100%。经过2年多的发展，新栽果树达到13万株，林下经济种植面积近2000亩，实现了“从春摘到冬，一年四季不断果”。
就这样，李金山带领村民在荒山上种果树，成了后甸子村村民“不敢想象”又“现实可取”的致富之路。
沿着近10公里的环山路一路前行，山上松柏披绿，山间果树缠腰，山下瓜菜飘香……经济发展了，后甸子村的村容村貌也跟着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这两年，村里的路实现组组通、户户通，家家吃上自来水，主要街道安装了太阳能路灯，网络电讯实现全覆盖。
“人地皆入股，合作奔小康，这是我最初的想法。”李金山说，后甸子村不讲“人均”，因为那样是拉齐找平，我们讲的是“人人”纯收入过万元，这样才没有贫困人口。
如今，后甸子村68户贫困户通过“确权确股不确地”的方式入股合作社，成了“流转土地获租金、入股分红得股金、入园打工挣薪金”的“三金”农民。原来赋闲在家的劳动人口大多数都到园区打工了。2016年年底，全村集体脱贫出列，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600元，比2014年翻了一倍不止。
“共建花果山、同圆小康梦”成了后甸子村村民们的心声。全村不到1300口人中，有28名党员。在李金山的带领下，这28名党员全部被吸纳到合作社的产业链上。74岁的村民曹忠武身体还算硬朗，经常带头在园区内做防火，搞种植，与年轻人相比毫不逊色。有着50年党龄的他常说，“挣60块钱的工资，得干出80块钱的活儿才算对得起良心”。
经过专业培训的王志仓，如今也成了种植果树的能手，还当上了合作社种植队的队长。修路、瓦工一肩挑，王志仓的年收入达到5万多元，这让他心气儿很足，“有钱了，我还想着把果树种好了，把山看好了，最好能当上党员，给党多交点党费。”
如今，李金山又开始念起了新的致富经。他计划在村里开发旅游、休闲观光和采摘项目，配套建设农产品养殖体验园、农家院、垂钓园等设施，打造以旅游观光为主、农业产业为辅的精品现代农业片区。
强调产业扶贫，就是为了不致返贫。李金山说，“我们村的小康路上不能落下一个人，一个人富不算富，少数人富了也不算富，大家都富裕了才是幸福。”
圣佛庙村 韩春峰：五旬老汉获新生
群山环抱，翠绿成荫。论自然风貌，地处平泉县西部的圣佛庙村不比围场逊色多少。
在当地，水产、林果、食用菌等产业已有多年的发展。但由于规模有限、亮点不足，困扰了产业的壮大。截至去年，圣佛庙村尚有63户209口人处在贫困线以下。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北京的企业站了出来。2016年3月，北京恒港农业科技公司相中了圣佛庙村，投资1.2亿元建设了占地120余亩的恒港产业孵化基地，培育、种植欧李产品。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过去，贫困地区有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农民越贫，越是“等、靠、要”。随着圣佛庙村特色产业的兴起，村民的思想改变了，开始主动要富。“恒港公司到我们村后，以前在家待着的老乡，不少都出来打工了。”圣佛庙村党支部书记郑国连说。
今年56岁的村民李玉兰，全家一共7口人，老伴儿和儿子都在北京务工。原本在家看孙子的她，听说恒港公司在圣佛庙村招工，待遇还不错，也动了心。去年3月底，李玉兰正式到恒港产业孵化基地做食品加工工作，不到一年时间就挣了2万多元。
李玉兰开玩笑地说，“在恒港，我也是上班族了，早出晚归时间有保证。”
恒港基地的领工，是圣佛庙村村民韩春峰。最忙的时候，他要带领300多人的施工队在基地工作，负责建厂施工、育苗管理等等，每月收入能达到3000多元。
聊到这一年的变化，眼前这位1米7多的大汉几度哽咽，“过去家里贫困，没有收入，妻子在床上躺着，我空有一身力气，一点儿劲儿都使不上。”
原来，韩春峰是村里的特困户、低保户，妻子几年前的一场大病，让他不得不守在床前寸步不离。作为家里唯一的劳动力，韩家一下子“因病返贫”，变成了零收入家庭。当时韩春峰的两个儿子，一个在上大学，一个在读高中，正是需要钱的时候。“那几年的感觉，就像泡在井里，什么希望都没了。”
恒港公司落户平泉县时，韩春峰的妻子刚刚不幸离世。承德市驻村扶贫工作组和村两委了解到韩家的难处，多次找他谈心、做工作，把处在低谷中的韩春峰“捞”了出来。
在55岁的年纪，重新获得了“新生”，让韩春峰内心感慨颇多，“国家政策再好，关键在于实施。实施的人，太好了！”用他的话说，生活又有了奔头儿，“如果公司需要我，让我再干20年都行！”
如今，一排排玻璃大棚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曾经漫山遍野的小野果成为百姓致富的新产业。经过一年的发展，恒港基地以“支部+企业+基地+农户”模式，使首批16户欧李农家小院与北京对接，帮扶28个贫困户劳动力实现了优质就业、稳定就业。
“我们依托天然的环境，通过招商引资，在村里打造了‘中国欧李小镇’亲情式乡村种植体验园，在为人们打造清幽自在田园空间的同时，实现了当地百姓的脱贫致富。”郑国连说。
郑国连介绍，欧李小镇将在未来五年完成“国家级农业高科技产业园”、“中国欧李之乡”、“中国欧李文化园旅游景区”、“京津冀农产品基地”和“全国首家家庭农场示范区”的评定，形成集项目研发、种植、生产、交易、休闲旅游为一体的产业集群，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基础。
记者手记
脱贫攻坚党旗红
北京，幽燕之地，首善之区。可是，许多北京市民都不知道，环绕这座城市的，还有连片的贫困、特困地区。
河北省划定的10个深度贫困县，承德市占了3个。截至目前，仍有7个贫困县、718个贫困村、38.1万贫困人口殷切希望早日脱贫。
根据承德市确定的“脱贫摘帽、全面小康”的目标，到2018年年底全部实现脱贫摘帽，2020年年底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任务繁重与时间紧迫的矛盾十分突出。
为了摘掉扣在承德几代人头上的穷帽子，承德市谋划了“一抓三促奔小康”基层党建思路，狠抓基层党建第一责任落实，以基层党建促生态、促发展、促和谐；设计了“脱贫攻坚党旗红”活动载体，着力把基层党建活力转化为脱贫攻坚动力。
紫塞大地上，堡垒示范、致富先锋、能力提升、能人返乡、结对帮扶这“五大工程”正火热实施，一个个农村党组织成为了脱贫攻坚的战斗堡垒。创新了“政银企户保”，园区带动“三零”（零成本、零投入、零距离就业）等精准扶贫模式。
支部堡垒强不强，党员合格不合格，脱贫战场见分晓——“弘扬塞罕坝精神”、“向李保国、范振喜同志学习”、“基层党风清洁行动”等特色专项行动，激发了各级党组织带领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热情，脱贫攻坚步伐进一步加速；宽城满族自治县汤道河镇金杖子村党支部书记金秀贵、滦平县古城川村党支部书记苏继文、平泉县松树台乡苏杖子村普通党员刘国玉等一大批模范人物纷纷涌现，始终冲在脱贫攻坚战的最前列，成为脱贫攻坚党旗红活动中的优秀典型。
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承德市市委书记周仲明去年以来七次到贫困村走访调研，他说：去年脱贫攻坚党旗红活动之所以取得良好效果，一是抓住了基层组织这个“牛鼻子”；二是培育了党员干部这个“领头雁”；三是激发了广大群众的“内驱力”；四是凝聚了社会帮扶的“大合力”；五是强化了组织推动这个“总引擎”，各级干部群众把脱贫攻坚的使命抓在手上、扛在肩上。
在加速脱贫攻坚行动的同时，承德一肩挑起了京津冀水源功能涵养区、首都生态绿色屏障的重任，实施了“再造三个塞罕坝、京津风沙源治理、创建绿色矿山发展示范区、净水行动、滦潮河流域综合治理”等一系列生态工程，同时严格的环境准入和禁牧、禁伐、节水政策措施，间接加重了脱贫攻坚的难度。
然而，脱贫攻坚路线图已经绘就，使命担当重任在肩。即便任务艰巨，承德仍然步履铿锵，在脱贫攻坚路上坚定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