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思齐入户调研贫困户帮扶情况。人民网记者赵艳红摄
告别重庆，沿乌江南下，不到3小时车程便到了武隆县。碧绿的乌江水横贯全境，江面上氤氲的水汽与山间的雾气交织，给这座山城添了几分婉约。
沿山而上，翻过一个斜坡，眼前一栋两层的矮楼，便是武隆县扶贫办所在地。2016年12月初的一个傍晚，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刚刚下乡回来的袁思齐。这个生于1990年的姑娘齐耳短发，双肩包，牛仔裤，短靴上满是灰土。等她开完关于扶贫验收的讨论会、填好验收的表格，再和我们坐下来详谈，已近晚上9点钟。
一年多前，大学毕业的袁思齐回到家乡，成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武隆县扶贫办产业科科员。
每个月她和同事有2/3的时间在上山下乡，剩下1/3不是在填表就是在开会。一个贫困村，贫困户建档立卡是否详实、补助是否发放到位、房子是否安全、申请修路资金有无实际需要、领了产业补贴的果园经营的如何……都是袁思齐和同事们要反复检查核对的要紧事。
袁思齐很看重这些平凡细碎的工作，“不然怎么能让每一分扶贫款都用在实处”。
下乡的时候，袁思齐是个接地气的妹儿。偶尔周末回到重庆市区观音桥逛街，她一定美美地化个淡妆换上裙子。“谁说我们萌萌哒‘90后’不靠谱？！”
“精准”已在耳朵里生茧
“七分山，两分水，一分田”是武隆的真实写照。2014年这里建档立卡时识别评定的贫困村有75个，占全县行政村总数的40.3%。
2016年，武隆要实现这75个贫困村、共计5.5万人整体脱贫“摘帽”。为了这一目标，武隆制定了1700多个精准扶贫项目：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修复、扶贫搬迁、乡村旅游、特色产业……全县上上下下齐上阵，建立对接帮扶机制，立下限期脱贫“军令状”。
袁思齐所在的产业科，2016年下达特色产业项目资金2735万元、乡村旅游项目资金500万、电商补助项目资金410万元……
“精准”这两个字，已在袁思齐耳朵里生了茧。“无论是县里开会，还是我们扶贫办自己开会，领导们都在一直强调‘精准’。我琢磨着，具体到我们这些科员们的工作，就是下乡时各项工作都要细扣。”
记者随袁思齐下乡的第一站，是位于武隆县西部的羊角镇庙岭村。在村便民服务大厅，袁思齐从文件柜里搬出厚厚的一摞档案，开始抽查起村里贫困户的帮扶情况，随机抽到了陈朝华家。这户六口之家，有3个处于学龄的孩子，贫困原因正是“因学”。
“县扶贫办的同志来看望大家。”两位七旬的老人迎出门来，看见记者一行，有些拘谨。“嬢嬢（重庆方言，指‘阿姨’），门口的柴火垛码得那么整齐，您二老比年轻人还能干。”袁思齐上去拉着老人的手，三两句就打开了话匣子，顺势将儿子儿媳打工寄回来多少钱、养猪的收成、娃娃们一年读书的开销、养老金补贴和良种补贴等家庭收支情况一一核对，并在调查表上打钩记录。
每个贫困户的档案里，都有贫困户登记表、贫困户到户规划表、到户扶持实施统计表、贫困户人均纯收入统计表四张表格和帮扶手册，涵盖了贫困户家庭基本状况、生产生活情况、住房收入情况、帮扶情况等几十项内容，记录了帮扶干部对贫困户的帮扶情况。每一项都需要扶贫工作人员核对填表后再由贫困户自己确认签字。平日里基层扶贫干部也会抱怨“繁琐”，武隆县扶贫办主任沈江涛总是耐心的强调，“如果没有对这些基础信息的排摸和更新，扶贫各项工作就没有最基础的依据。”
告别庙岭村，经过半个小时的颠簸，车子在一处山坡前停下。踏过一丛丛的马儿杆草，一条坑洼不平的小路就在眼前。那是通往羊角镇艳山红村沙坝村民组和长五间村民组的土路，逢阴雨天便会大坑套小坑。袁思齐和项目科科长蒋洪都此行的任务，是调研重修这条路的必要性和成本。”
“附近总共有91户、236个村民，全长1.2公里，我们设想加宽到4.5米，不仅能方便村民们出行，还能解决物资运输问题。”袁思齐和蒋洪都边听副镇长高建新的汇报，边实地看路面和沿路住户的情况，两人合计着得40万块钱，可以从县非贫困村精准扶贫补助资金里申请。
帮村民修路，是袁思齐特别看重的事儿。“庙岭村一位嬢嬢生了病，村民们把她抬上车，驻村扶贫的第一书记把她送到了县医院。以前她从没下过山出过村，看见江上的船只，惊慌地说‘房子怎么在河里跑’。这个故事提醒我扶贫这项工作的意义，给了我长期在山区乡野奔忙的动力。”
“等审批通过后，修路的资金计划就会下发。然后就可以开始招标了。但是因为海拔、气候的原因，开工要等到明年春天。到时候我们还得下来监督验收。”袁思齐眼神里满是期待。
上头万条线 底下一根针
从羊角镇回到武隆县城，记者只觉得胃里翻腾，腿脚不听使唤。袁思齐俏皮地说：“明天要去的村子还要远些、海拔还要高些。”
复兴村，是武隆县扶贫办对口帮扶的村子。村子最高处海拔1980米，地广人稀。袁思齐也对口帮扶了两户贫困户。如今这个小山村，已是她似血缘亲情的牵挂。
车子在海拔1500多米的盘山路上七拐八拐，山间大雾弥漫，根本看不清前方的路。一个又一个急转弯，稍不注意手机就会被甩出窗外。司机黄怡海和袁思齐却很淡定。“不用怕，这条路我们熟的很，每个月至少要走两次，小黄闭着眼也能找到路。”袁思齐打趣道。
当记者问经常下乡有没有觉得枯燥，小姑娘干脆地摇了摇头，“不会呀，我很喜欢下乡，尤其夏天的时候，乡下可好玩了，比在办公室对着电脑有意思多了。而且，小黄最喜欢跟我一起下乡了，我们都是年轻人，对吧？”袁思齐把头扭向旁边开车的司机。俩人时不时地斗几句嘴，车内的空气也活跃了起来。
进村的途中，袁思齐专门找小卖店买了米和油。“这户贫困户家里只剩两位快70岁的老人，大儿子去当上门女婿了，小儿子在外面打工，所以我每次去看他们的时候都会买些吃的。我帮扶的另一户贫困老人现在跟女儿女婿一起住，不缺粮油，所以去看她的时候就会买些棉鞋棉衣之类的。”平时
“每个月基本上2/3的时间在下乡，剩下1/3在开会、填表。周末有通知才休息，不通知的话就是照常上班。”袁思齐笑着说，“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人手少。县扶贫办六个内设科室，只有23个在编人员。每个乡镇的扶贫专干也只有一到两个人。上头万条线，底下一根针。”
2016年3月的一天，县扶贫办社会扶贫科科长张向东下乡查看扶贫进展。下雨路滑，车子在盘山道上转弯时，与迎面开来的大货车相撞。车子差点翻下山沟，车里3个人都受了重伤，张向东的脸部被碎玻璃划破落了疤。
尽管事故已经过去了大半年，听着也还是会心有余悸。“为什么不选个天气好的日子上山？”袁思齐看出了记者的困惑，“扶贫工作就是这样，很多时候都是事情推着往前赶。”
袁思齐与复兴村“第一书记”郭禄伟查看贫困户新房修建进展。人民网赵艳红摄
嘴巴甜、脑子活的“90后”
复兴村67岁的贫困户饶德周，在山顶上住了一辈子的草房，没想到还能住上砖瓦楼。
袁思齐至今都记得第一次去饶德周家。爬了两个小时的山路，到了山顶看见一个蒙着塑料布的大棚，有些倾斜，屋顶一片瓦都没有。进了屋，木头床占了屋子一半的面积，人多根本没下脚的地方，袁思齐只好坐在床上。过年儿子们打工回来，就睡在桌子、板凳上。
复兴村原属于市级贫困村，2014年全村建卡贫困户122户340人。在扶贫政策的支持下，这两年村里重新修了路、搞起了蔬菜种植，到2015年底，未脱贫还剩18户41人。
国家现在对没有安全住房的贫困户有建房补贴，复兴村“第一书记”、武隆区扶贫办互助资金管理办公室主任郭禄伟琢磨着把饶德周家搬下山，在山脚下交通便利又安全的地方建新房。可老人家不愿意张罗了。
两位老人家的安全让袁思齐很是挂心。特别是夏天，狂风暴雨的时候，担心那房子被吹垮了。袁思齐天天给饶德周打电话，不厌其烦地讲贫困户建房的补贴政策，问房子漏不漏雨、上山采药顺利不、猪长得好不好……同时，给饶德周在外打工的大儿子打电话做工作：“饶叔年纪大了，旧房子那么不安全，哥你在外面打工也不放心，你弟弟现在都还没结婚，将来房子修好了，也好娶个媳妇。”
两个月下来，饶德周终于同意到山下建房子。郭禄伟和村干部们都服了袁思齐这个小妹儿：“鬼机灵，嘴巴甜，哄得老人家开心，老人家把他当闺女一样。”
山脚下，饶德周家的新房子已基本落成，就差春天解冻后装门窗、套墙面了。“这是我2016年最有成就感的事情。”袁思齐得意地说。
“90后的年轻人阳光、活泼，接触新鲜事物比我们快，思想开放、也懂得创新。” 武隆县扶贫办主任沈江涛举了一个例子——2016年11月24号，武隆县进行了全县整体脱贫验收工作，由县领导带队，分成二十个工作组，每组配一名扶贫办的工作人员。县扶贫办为此专门制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验收操作手册，可临行前开会的时候，县里其他单位的成员看着这份长达36页的操作手册犯了难：事项太多太细，不知道该先做什么。
熟悉扶贫工作流程的袁思齐跟同事讨论后，将操作手册的内容精简成了一张表格，分成几个步骤，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要做什么看这一张纸就够了，简单明了。
扶贫永远在路上
“扶贫工作中有没有遇到过委屈的事情？”记者问袁思齐。这位姑娘带着重庆人的耿直：“有啊，我曾经被村民指着鼻子骂。这两年扶贫力度大了，非贫困户和贫困户之间会有一些小矛盾。农村人把一头小猪或者一头小羊都看得很重，很难理解为什么他家有我没有，就拿扶贫干部撒气。”
1年多的基层扶贫经历，袁思齐有得意、有委屈，也有困惑：“我遇到过一个40岁的贫困户。2014年的时候因病致贫，2015年的时候病好了，完全有劳动能力，给他介绍工作他也不肯去，就赖在家里等着帮扶，不想摘掉贫困户的帽子。国家对贫困户的退出机制有规定，必须要满足‘两不愁、三保障’，不然是不能硬性退出的。因懒致贫、不愿脱贫，这种人到底要不要去帮扶呢？”
“还有一种，”袁思齐顿了顿，接着说，“一家户口上面有五六个人，儿子儿媳和孙子住一栋大房子，为了拿贫困户补贴，让老父亲住在旁边的茅草屋。那这户算不算有安全稳定的住房呢？遇到这种情况，扶贫干部就得耐心地反复做工作。”
袁思齐所说的“两不愁、三保障”，指的是《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的“到2020年我国扶贫开发针对扶贫对象的总体目标是：‘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简称‘两不愁、三保障’。”
精准扶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国家制定了各项帮扶政策，一些存在“等、靠、要”思想的贫困户也并不少见。基层扶贫干部作为扶贫政策的直接落实者，需要直接面对扶贫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利益和矛盾。贫困户选取和退出机制的考核标准统一，村里各家各户的情况却千差万别，袁思齐思量着，是否应该给予基层扶贫干部一定的动态裁量权？
11月24号，武隆县扶贫办脱贫验收；12月23号，重庆市扶贫办脱贫验收；2017年1月4号，第三方评估验收……2016年11月以来，武隆县扶贫办下乡用的两辆车，行程均在14000公里。武隆县完成2016年脱贫“摘帽”目标后，还有三年巩固提升、五年全面小康的总体目标，武隆县脱贫发展的“路线图”在不断绘制中。正如沈江涛所言，“扶贫永远在路上。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新的一年有什么愿望吗？”记者问袁思齐。
“希望贫困户快点脱贫，村民的日子越过越好。”简单朴实的心愿道出了基层扶贫干部的心声。“我爸总跟我说要干一行爱一行。我和同事们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荣誉加身，就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好自己的工作，守好本份，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会有我们的一份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