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吴晋斌
“一县一策的做法是山西省集中攻坚深度贫困的2018版。它将真金白银投入与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相结合，可着力解决好深度贫困县脱贫攻坚的关键问题、突出问题。”山西省扶贫办主任刘志杰说。
5月25日，山西省委、省政府出台了“10+1”的一县一策政策为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再造新环境，确保10个深度贫困县如期脱贫摘帽。“10+1”即共享政策十条，专享政策一县一条。
政策守底线，创新留空间
2017年底，山西10个深度贫困县有贫困人口26.2万，占全省的29.1%；贫困发生率15.4%，比全省高11.5个百分点，最高的石楼、大宁两县，分别为24.6%和21%，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全省最低。
“在攻坚深度贫困政策落实、项目落地、资金使用过程中，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理顺机制体制，创造好的政策环境，有针对性地解决制约发展的突出问题。”刘志杰说。
“去年6月21日-23日，习总书记视察山西，在太原主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此后又多次就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做出指示，山西省委省政府都进行了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我们领会习近平新时代扶贫思想，特别是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方面，核心是要整合创新扶持政策，引导资源要素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集中优势兵力，打一场攻坚拔寨的合围战、歼灭战。
“就山西而言，总的考虑是坚持问题导向，运用改革办法，政策守底线，创新留空间，为贫困县精准施策创造宽松有利的政策环境；重点聚焦解决突出问题、简化审批流程、破除机制障碍、释放政策红利、凝聚攻坚合力；目的是脱真贫真脱贫，推动精准扶贫与区域发展相融合，短期脱贫与长远可持续相衔接，真金白银投入与破除体制障碍相统筹，提高政策乘数效应。
“关键来说是要营造更加宽松的干事创业的政策环境，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叫软实力，也可以叫硬支撑。就贫困地区来讲，是必要的，一县一策的政策就是要给这些地方创优发展和脱贫共赢的政策环境。”刘志杰说。
基于此，去年11月到今年2月，山西省扶贫办牵头在万名干部大调研中，把攻坚深度贫困作为重点课题，深入深度贫困县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明确思路。
今年2月山西省扶贫办又召集10个县的县委书记、县长、分管副县长3次逐县研判，分析研究，并多次征求相关省直厅局、省政府研究室、社科院专家意见，最终整合为“10+1”模式。
“‘一县一策’来自基层实际，体现了基层首创的改革精神，是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相结合，也是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形成共识的过程。”陕西省扶贫办有关负责人说。
以点的突破，带动面的活跃
山西集中攻坚深度贫困2018版的“一县一策”中共享政策10条，涉及土地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扶持、移民搬迁、行政审批、人才支持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对现行政策有所突破。
专享政策10条，每县1条，主要内容涵盖生态治理、开发区设立、产业发展、人才支持、教育支持、企县合作等方面。这些都是各县通过反复比选、量身定制、最急需解决的困难问题。
据了解，“10+1政策”有的是学习总书记过去在地方工作时创造的做法，如针对贫困乡村需求，选派科技特派员；有的是对各地探索的规范完善，如搭建统贷统还投融资平台，借鉴了吕梁市做法，为深度贫困县增信；再如，将具备条件的小型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以议标方式交扶贫专业工队实施，吸纳更多贫困群众参与，是参照山西省扶贫造林合作社成功经验，从体制机制上解决贫困群众不能干、不会干问题。有的是学习借鉴其他领域的，比如，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用地手续，参照灾后重建政策执行。有的是聚焦深度贫困的硬性要求，如地方政府债券资金深度贫困县总额度不低于20%。
专享政策的提出主要是从有利于增强贫困县脱贫攻坚的统筹能力方面着眼，希望政策可以以点的突破，带动面的活跃。比如，为大宁县制定的专享政策即围绕生态脱贫先行先试，可从四个渠道提高群众参与度和获得感；如天镇县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不足是突出矛盾，采取乡招村用的办法，将现有村医通过考试考核择优纳入到卫生院编制，继续在所在村服务，既可以有效解决的问题，也有利于调动村医积极性。广灵县设立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有利于壮大县域经济实力，带动贫困人口就近就地就业稳定脱贫。
“在省委农村工作暨脱贫攻坚会上，骆惠宁书记强调要鼓励10个深度贫困县先行先试，形成以改革促脱贫的格局。楼阳生省长要求对10个深度贫困县一县一策，重点支持。‘一县一策’有效地将山西省委省政府的战略谋划变成了实施细则。”刘志杰说。
激发内生动力，扶贫不再束手束脚
“打消了我们基层干部在工作中的顾虑，给了我们敢于先行先试的勇气，敢于责任面前再向前进一步的勇气。”山西省永和县扶贫办的一位干部说。
“一县一策”中，对过去脱贫攻坚推进落实中遇到的政策模糊节点，进行了清晰的规范。比如，移民扶贫搬迁的“六环联动”政策，明确规定，搬新房应该要拆旧房，有了新的宅基地，过去的宅基地要有偿收回，要复垦还林还绿搞生态，给了扶贫干部们清晰的政策界限。扶贫干部的内生动力得以激发，很多人觉得扶贫不再束手束脚，干部帮扶实现了从“要我扶”到“我要扶”的转变。
“我们的政策措施，有的可能突破得比较大。但是，一些法律法规、严令禁止的一些底线，我们是不允许破除的。”山西省扶贫办有关负责人说。
“政策给了我们赚钱的机会，我们再不干不脱贫，那就活得不顶个人了。”大宁县扶贫攻坚造林合作社的贫困户冯云光说。宽松的政策为贫困户打开了脱贫增收的通道后，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户的内生动力也得以激发，冯云光是第一个报名参加造林合作社的，尽管他已经60多岁了。
“政策把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和实质性的政策支持紧密结合起来了。过去一些领域贫困户是不能参与的，但有了这个政策后，可以搞一个扶贫专业工队，这个通道就打开了。”山西省扶贫办副主任张建成表示。
“给了贫困县跨越发展的机会，让我们可以通过政策的先行先试来激发深度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内生动力。”山西省广灵县政府分管农业的负责同志介绍道。
“总体来讲，政策的出台，为各个层面创造了更加宽松的政策环境。我们先行先试，小范围地试、封闭运行地试，积累了成熟经验后，会进一步拓展推开，确保深度贫困县和其它贫困县一样，如期摘帽，如期脱贫，确保脱贫的高质量。但是在这些政策放开的过程中，有些政策经过实践探索，一定会有新的情况和新的矛盾，我们会及时跟踪问效，好的坚持下来，总结完善提升，在更大的层面上去推广；不好的立即掉头，马上改、坚决改。这也是我们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一条重要的经验。”刘志杰坚定地说。
（责任编辑：景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