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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路新格局新突破——多位全国政协委员经济界“大咖”寄语中国式扶贫

2017年12月19日 10:09   来源:人民政协报   

  编者按

  承载着全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秉持着“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的信念,坚守着“决战2020”的目标,在即将画上句号的2017年,以中央企业为代表的“一线战士”,不靠敲锣打鼓,而靠集中力量找路子、迎难即上“啃硬骨头”,夺取了脱贫攻坚战的一个又一个胜利,在帮助贫困地区脱贫摘帽的同时,也为当地注入了能够跟上新时代发展的新鲜血液,为全球减贫事业提供了中国式经验。

  扶贫路上,还有哪些“绊脚石”?还要警惕哪些新问题?脱贫之后,我们又该有哪些思考?本报以主题报道方式,通过采访全国政协委员中的经济学家,以及在一线指导参与脱贫攻坚的中央企业领导者,一起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

  脱真贫,真脱贫,以“2020倒计时”为限,中国式扶贫在全员参与、坚持精准中驶向快车道。而摘帽后要注意什么?防止返贫如何用好市场杠杆?长期困扰贫困人群的思想“穷根”又该如何拔?围绕上述话题,多位全国政协委员中的经济界“大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享了他们的思考。

  厉以宁:

  农民脱贫,必须要懂技术改恶习

  如果你只知道厉以宁的头衔是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著名经济学家,那么你就不会理解他为什么以87岁高龄,还在帮助农村脱贫这件事上孜孜以求。

  “厉老”的另一个身份,是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创始院长,以这个身份,他不仅每年多次往返于田间地头,还从未停止过为农民脱贫想出路、找对策。

  “农民脱贫,必须要懂技术。”这是厉以宁反复强调的观点之一。在他看来,贫困人口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另外,只知道种什么菜是不够的,还要学习往哪里销售;只知道搞旅游能脱贫是不够的,还要学习与生态环境和睦相处。

  “目前的职业正在固定化。”在实地走访调研中,厉以宁形成了这一看法——从劳动市场分类上来看,我们已经分出了两类,高级劳动力市场和低级劳动力市场,两类市场差别很大:高级劳动力市场工资高、福利多、有继续学习的机会、提升前景较高;低级劳动力市场工资低、福利少、没有机会接受培训提高自己、被提拔的机会极少。两个劳动力市场并存,且互相不联系。为此他建议,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要加大职业教育培训力度。“技术本身是进步的,在扶贫过程中要不断拓展职业教育的方向和途径,针对贫困户的职业教育培训应该免费,要为贫困群体提供更多的机会接受职业教育培训。”

  厉以宁对扶贫事业“一往情深”,而且不怕得罪人。有一次在调研路上,他了解到当地贫困地区农村喜好赌博之后,很不客气地说了句“恶习难改”:“个个喜欢赌博,把在外面打工挣的辛苦钱都拿来赌博用了,这是没办法脱贫的。”

  说归说,“厉老”扶贫是动真格的。2013年,厉以宁出任贵州毕节扶贫改革试验区总顾问。毕节是贵州出了名的贫困地区,虽然年事已高,但厉以宁每年都要多次前往毕节调研,每一次走不同的线路,考察不同的企业与村庄。为了帮助这里早日摆脱贫穷,他还拿出了自己“亚洲文化奖”全部奖金300万日元,建成“毕节宗琳希望小学”。

  对于这些扶贫经历,厉以宁说:“改善人民生活一直是我的想法,也是我坚持至今的动力。”

  刘明康:

  我们要警惕一些新问题

  “在中央的大力推动之下,精准扶贫的目标明确,决心与力度都前所未有,这为打赢扶贫攻坚战提供了极大的保证。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警惕一些新问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银监会原主席刘明康刚刚从贫困地区回来。在那里,他看到了三个苗头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被刘明康概括为“三多一少”。所谓“三多”,即贫困地区填表多、建档任务重;接受上面名目繁多的检查多;应付调研多。所谓“一少”,指的是贫困县乡干部70%的精力在应付上面的这些“活儿”,只有30%的时间去做具体工作,甚至于很多干部白天忙着接待,只能在晚上解决具体问题或家访。“这种工作的重点并不突出,久而久之,大家会认为,精准扶贫达标不达标,就是看填表齐不齐全、应付检查调研好不好,而实际上,每家每户动态的、特殊的、具体的和长期的问题被忽略了,而这些问题恰恰才是我们能否实现精准扶贫、使得贫困状况真正得到转变的要点。

  第二个问题是一些地方工作上急于求成,埋下了隐患。刘明康以给贫困户做贴息贷款这件事举例。“由财政贴息、商业银行发放专业贷款,户均贷5万元,期限3年,这本来是很好的设计。设计者的目标是款项放下去,能够给贫困户今后搞好产业、做好副业提供一笔启动资金。但很多人为了赶进度,资金下放之前没有做充分的尽职调查,也没有做相关的培训,贷后没有跟踪,导致这笔钱最后很可能被挪作他用了,而这种贷款风险会在资金下发3-5年后集中爆发,进一步推高银行在农村地区贷款的违约风险,我们要考虑这些隐患。”刘明康这样说。

  第三,由于各个部门都有扶贫任务,也都有专项资金,但对下面都设定了较高的门槛,实际操作时不利于因地因时制宜,由县乡统一科学调度使用好各路资金。

  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在刘明康看来,解决上述问题,一个关键是推动扶贫与产业融合,使扶贫效果带有长期性、稳定性和透明度,努力减少中间成本和可能产生的各种信用和道德风险。

  “要做到这一点,国际国内都有一些可以参考的经验。比如在填表建档的基础上,我们摸清每户的情况,以县为单位做好产业规划,如果本地产业融合集纳不下,可以引导到全省乃至全国的国有和民营企业来对口,特别是产业龙头企业。将贫困户相应的宅基地和土地经营承包权,与瓜果种植和现代化养殖业及其深加工,甚至旅游业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换句话说,贫困户的宅基地、住房、土地经营承包权,都可以拿来作为期限在20-30年左右的优先股股权进行投入,这个基础上,企业会给他一个固定的回报。这样一来,长期扶贫的对象成为优先股股东,我们就可以既保障实现2020目标,又保障了扶贫效果的长期性、稳定性。优先股享有优先分红的权利,或者说是旱涝保收,贫困户能拿到比存款利息高的固定回报。但同时,企业会规定优先股不能转让,这对那些失去劳动力和子女的贫困户而言是个长期的保障,也可以让有劳动能力的人通过这笔资金换来培训机会,进而获得工作。”

  要让优先股发挥作用,刘明康建议,应在全国建立一个扶贫信息的基础数据库,并将这些贫困户优先股股东的实际分红情况纳入征信系统中去,动态监测其在经济顺周期和逆周期中,被扶贫的困难户生活成本的变化与获得保障的情况。同时,由于公司也是有限责任,也有破产的可能,因此也有跟踪其经营情况的必要。

  “这样一来,将动态地管理贫困户和跟踪贫困人口的变化,并分享了产业发展带来的成果,那么再过20-30年,中国扶贫的故事就不一样了。未来,这些贫困户不会因为自然灾害和生病而返贫,通过信息对接,公司还可以利用优先股分红中的一部分资金,以企业为单位,为贫困户来买商业保险,作为现有保险机制的补充。”刘明康这样说。他还补充说道,全国有几十万个有规模的民营企业,都希望参与到这项伟大工程中来,就需要一个信息的基础设施建设,帮助他们有的放矢,而企业因为与贫困户股东股权相连,并实时对其进行分类帮助和指导,因此他们对贫困户所在区域的了解程度和预判问题的精细化程度,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过了当地父母官。

  王广谦:

  真扶贫还要激发人的魄力与潜力

  “甚贫不知耻。”这是管子《侈靡篇》中的一句话,意思是过度贫困会使人丧失荣辱心。而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大学原校长王广谦看来,扶贫基础是扶两样,一是给予基本生活保障,二是给予基本生活条件,这两者存在递进关系,在此方面,我国之实践已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而在基础之上,下一步,我们要在扶志方面多下功夫。

  既是经济学家,又是教育学家,王广谦对于扶贫工作有着不一样的思考。在他看来,之所以中国式扶贫为全球所瞩目,之所以我们每年都能让几千万人脱贫,一个关键的“秘诀”就是,我们没有把扶贫当作救济来做,而是把“拔穷根”作为了明确的工作目标:“比如这块地就是盐碱地,任凭农民多勤劳,还是没收成,那我们适时选择放弃和异地搬迁,是明智之举;比如这个地方经济基础从历史上看就不行,我们就不会仅仅采用在村里建工厂、生造一个产品出来搞脱贫,而是会选择更适合它的方式。一地一策,是我们的创举,从成绩上看,我认为,国外同行给予我们高度评价并不为过。”

  非救济式的扶贫,无异于对一地一户一人进行脱胎换骨式的“再创造”。对此,王广谦认为,我们强调异地脱贫,是要让贫困者接触更多的外界社会,从中获得创造性改善自身生活条件的启发,从而激发他的魄力和潜力,在新的环境之下,摸索出能跟上现代化步伐的窍门,这是物质扶贫到一定阶段之后,我们必须重视的一个精神层面的环节。因此,在扶贫中,我们要强调被扶贫者的精神提升,要激发起造富、向上、奋斗的信心,也要树立他们能够模仿和赶上的“邻村式榜样”。

  余永定:

  扶贫不扶懒,脱贫防返贫

  “猴子都爬不过去的山,非要修一条公路通过去,也未必能解决贫困的问题。最好的办法还是把那里的人接到外面来。”不只关注人民币汇率、外汇储备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同样关心中国式扶贫的成果,在他看来,中央政策推动扶贫事业取得全面胜利,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作为经济学家,余永定关注两个话题,一是良好的外部环境将有效弥合市场本身缺乏人性化的特点,二是要防止一些已脱贫人口因懒返贫,要在基本保障与激励机制之间寻找平衡。

  “对于贫富不均的问题,我们除了靠税收调节、给予生活水平较低者基本保障外,应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使得贫困人口通过努力实现脱贫,而不是像很多西方国家那样领救济。当然,对于特别需要扶持的贫困者,必须由政策来兜底,保障其基本生活。而那些具备劳动能力,却因失于引导而因懒致贫的,还真不能由着他的性子来,地方政府也要进一步努力想办法,要杜绝搞‘一刀切’,否则有些人现在是脱贫了,过几年因为自己不努力,还会返贫。”余永定这样说。


(责任编辑:景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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