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承载着全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秉持着“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的信念，坚守着“决战2020”的目标，在即将画上句号的2017年，以中央企业为代表的“一线战士”，不靠敲锣打鼓，而靠集中力量找路子、迎难即上“啃硬骨头”，夺取了脱贫攻坚战的一个又一个胜利，在帮助贫困地区脱贫摘帽的同时，也为当地注入了能够跟上新时代发展的新鲜血液，为全球减贫事业提供了中国式经验。
扶贫路上，还有哪些“绊脚石”？还要警惕哪些新问题？脱贫之后，我们又该有哪些思考？本报以主题报道方式，通过采访全国政协委员中的经济学家，以及在一线指导参与脱贫攻坚的中央企业领导者，一起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
脱真贫，真脱贫，以“2020倒计时”为限，中国式扶贫在全员参与、坚持精准中驶向快车道。而摘帽后要注意什么？防止返贫如何用好市场杠杆？长期困扰贫困人群的思想“穷根”又该如何拔？围绕上述话题，多位全国政协委员中的经济界“大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享了他们的思考。
厉以宁：
农民脱贫，必须要懂技术改恶习
如果你只知道厉以宁的头衔是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著名经济学家，那么你就不会理解他为什么以87岁高龄，还在帮助农村脱贫这件事上孜孜以求。
“厉老”的另一个身份，是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创始院长，以这个身份，他不仅每年多次往返于田间地头，还从未停止过为农民脱贫想出路、找对策。
“农民脱贫，必须要懂技术。”这是厉以宁反复强调的观点之一。在他看来，贫困人口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另外，只知道种什么菜是不够的，还要学习往哪里销售；只知道搞旅游能脱贫是不够的，还要学习与生态环境和睦相处。
“目前的职业正在固定化。”在实地走访调研中，厉以宁形成了这一看法——从劳动市场分类上来看，我们已经分出了两类，高级劳动力市场和低级劳动力市场，两类市场差别很大：高级劳动力市场工资高、福利多、有继续学习的机会、提升前景较高；低级劳动力市场工资低、福利少、没有机会接受培训提高自己、被提拔的机会极少。两个劳动力市场并存，且互相不联系。为此他建议，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要加大职业教育培训力度。“技术本身是进步的，在扶贫过程中要不断拓展职业教育的方向和途径，针对贫困户的职业教育培训应该免费，要为贫困群体提供更多的机会接受职业教育培训。”
厉以宁对扶贫事业“一往情深”，而且不怕得罪人。有一次在调研路上，他了解到当地贫困地区农村喜好赌博之后，很不客气地说了句“恶习难改”：“个个喜欢赌博，把在外面打工挣的辛苦钱都拿来赌博用了，这是没办法脱贫的。”
说归说，“厉老”扶贫是动真格的。2013年，厉以宁出任贵州毕节扶贫改革试验区总顾问。毕节是贵州出了名的贫困地区，虽然年事已高，但厉以宁每年都要多次前往毕节调研，每一次走不同的线路，考察不同的企业与村庄。为了帮助这里早日摆脱贫穷，他还拿出了自己“亚洲文化奖”全部奖金300万日元，建成“毕节宗琳希望小学”。
对于这些扶贫经历，厉以宁说：“改善人民生活一直是我的想法，也是我坚持至今的动力。”
刘明康：
我们要警惕一些新问题
“在中央的大力推动之下，精准扶贫的目标明确，决心与力度都前所未有，这为打赢扶贫攻坚战提供了极大的保证。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警惕一些新问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银监会原主席刘明康刚刚从贫困地区回来。在那里，他看到了三个苗头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被刘明康概括为“三多一少”。所谓“三多”，即贫困地区填表多、建档任务重；接受上面名目繁多的检查多；应付调研多。所谓“一少”，指的是贫困县乡干部70%的精力在应付上面的这些“活儿”，只有30%的时间去做具体工作，甚至于很多干部白天忙着接待，只能在晚上解决具体问题或家访。“这种工作的重点并不突出，久而久之，大家会认为，精准扶贫达标不达标，就是看填表齐不齐全、应付检查调研好不好，而实际上，每家每户动态的、特殊的、具体的和长期的问题被忽略了，而这些问题恰恰才是我们能否实现精准扶贫、使得贫困状况真正得到转变的要点。
第二个问题是一些地方工作上急于求成，埋下了隐患。刘明康以给贫困户做贴息贷款这件事举例。“由财政贴息、商业银行发放专业贷款，户均贷5万元，期限3年，这本来是很好的设计。设计者的目标是款项放下去，能够给贫困户今后搞好产业、做好副业提供一笔启动资金。但很多人为了赶进度，资金下放之前没有做充分的尽职调查，也没有做相关的培训，贷后没有跟踪，导致这笔钱最后很可能被挪作他用了，而这种贷款风险会在资金下发3-5年后集中爆发，进一步推高银行在农村地区贷款的违约风险，我们要考虑这些隐患。”刘明康这样说。
第三，由于各个部门都有扶贫任务，也都有专项资金，但对下面都设定了较高的门槛，实际操作时不利于因地因时制宜，由县乡统一科学调度使用好各路资金。
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在刘明康看来，解决上述问题，一个关键是推动扶贫与产业融合，使扶贫效果带有长期性、稳定性和透明度，努力减少中间成本和可能产生的各种信用和道德风险。
“要做到这一点，国际国内都有一些可以参考的经验。比如在填表建档的基础上，我们摸清每户的情况，以县为单位做好产业规划，如果本地产业融合集纳不下，可以引导到全省乃至全国的国有和民营企业来对口，特别是产业龙头企业。将贫困户相应的宅基地和土地经营承包权，与瓜果种植和现代化养殖业及其深加工，甚至旅游业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换句话说，贫困户的宅基地、住房、土地经营承包权，都可以拿来作为期限在20-30年左右的优先股股权进行投入，这个基础上，企业会给他一个固定的回报。这样一来，长期扶贫的对象成为优先股股东，我们就可以既保障实现2020目标，又保障了扶贫效果的长期性、稳定性。优先股享有优先分红的权利，或者说是旱涝保收，贫困户能拿到比存款利息高的固定回报。但同时，企业会规定优先股不能转让，这对那些失去劳动力和子女的贫困户而言是个长期的保障，也可以让有劳动能力的人通过这笔资金换来培训机会，进而获得工作。”
要让优先股发挥作用，刘明康建议，应在全国建立一个扶贫信息的基础数据库，并将这些贫困户优先股股东的实际分红情况纳入征信系统中去，动态监测其在经济顺周期和逆周期中，被扶贫的困难户生活成本的变化与获得保障的情况。同时，由于公司也是有限责任，也有破产的可能，因此也有跟踪其经营情况的必要。
“这样一来，将动态地管理贫困户和跟踪贫困人口的变化，并分享了产业发展带来的成果，那么再过20-30年，中国扶贫的故事就不一样了。未来，这些贫困户不会因为自然灾害和生病而返贫，通过信息对接，公司还可以利用优先股分红中的一部分资金，以企业为单位，为贫困户来买商业保险，作为现有保险机制的补充。”刘明康这样说。他还补充说道，全国有几十万个有规模的民营企业，都希望参与到这项伟大工程中来，就需要一个信息的基础设施建设，帮助他们有的放矢，而企业因为与贫困户股东股权相连，并实时对其进行分类帮助和指导，因此他们对贫困户所在区域的了解程度和预判问题的精细化程度，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过了当地父母官。
王广谦：
真扶贫还要激发人的魄力与潜力
“甚贫不知耻。”这是管子《侈靡篇》中的一句话，意思是过度贫困会使人丧失荣辱心。而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大学原校长王广谦看来，扶贫基础是扶两样，一是给予基本生活保障，二是给予基本生活条件，这两者存在递进关系，在此方面，我国之实践已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而在基础之上，下一步，我们要在扶志方面多下功夫。
既是经济学家，又是教育学家，王广谦对于扶贫工作有着不一样的思考。在他看来，之所以中国式扶贫为全球所瞩目，之所以我们每年都能让几千万人脱贫，一个关键的“秘诀”就是，我们没有把扶贫当作救济来做，而是把“拔穷根”作为了明确的工作目标：“比如这块地就是盐碱地，任凭农民多勤劳，还是没收成，那我们适时选择放弃和异地搬迁，是明智之举；比如这个地方经济基础从历史上看就不行，我们就不会仅仅采用在村里建工厂、生造一个产品出来搞脱贫，而是会选择更适合它的方式。一地一策，是我们的创举，从成绩上看，我认为，国外同行给予我们高度评价并不为过。”
非救济式的扶贫，无异于对一地一户一人进行脱胎换骨式的“再创造”。对此，王广谦认为，我们强调异地脱贫，是要让贫困者接触更多的外界社会，从中获得创造性改善自身生活条件的启发，从而激发他的魄力和潜力，在新的环境之下，摸索出能跟上现代化步伐的窍门，这是物质扶贫到一定阶段之后，我们必须重视的一个精神层面的环节。因此，在扶贫中，我们要强调被扶贫者的精神提升，要激发起造富、向上、奋斗的信心，也要树立他们能够模仿和赶上的“邻村式榜样”。
余永定：
扶贫不扶懒，脱贫防返贫
“猴子都爬不过去的山，非要修一条公路通过去，也未必能解决贫困的问题。最好的办法还是把那里的人接到外面来。”不只关注人民币汇率、外汇储备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同样关心中国式扶贫的成果，在他看来，中央政策推动扶贫事业取得全面胜利，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作为经济学家，余永定关注两个话题，一是良好的外部环境将有效弥合市场本身缺乏人性化的特点，二是要防止一些已脱贫人口因懒返贫，要在基本保障与激励机制之间寻找平衡。
“对于贫富不均的问题，我们除了靠税收调节、给予生活水平较低者基本保障外，应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使得贫困人口通过努力实现脱贫，而不是像很多西方国家那样领救济。当然，对于特别需要扶持的贫困者，必须由政策来兜底，保障其基本生活。而那些具备劳动能力，却因失于引导而因懒致贫的，还真不能由着他的性子来，地方政府也要进一步努力想办法，要杜绝搞‘一刀切’，否则有些人现在是脱贫了，过几年因为自己不努力，还会返贫。”余永定这样说。
（责任编辑：景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