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丰
今年的北京高考文科第一名熊轩昂让人眼前一亮。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农村的孩子越来越难考上大学,而第一名都是我这种,家里条件好又厉害的人。”往年,孩子们谈的都是个人努力和学习技巧,像熊同学这样坦白自己“获利”的还是第一次。
由孩子说出这个真相,确实有点让人难受。有人指责他,谈到这一切的时候非常淡定,理所当然。我倒觉得这种坦白非常可爱。他没有愧疚也没有自得,而是平静地说出了事实而已。这种平静,正是孩子内心纯洁的表现。
现在的孩子真是非常了不起,让人看到了社会的希望。上周末,我参加一个读书活动,谈到富二代是否任性的问题,有位刚满21岁的青年说,他刚刚这样劝告朋友好好学习建筑:“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又不缺钱,我们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我欣赏的不是他谈“责任”,而是谈到财富时的坦然。
清华大学社会学院有老师在系里做过一个调查,2014级的学生,到过境外的占全年级人数的40%以上,而没有出过省的,一个都没有。尽管北大、清华在招生的时候,都有向贫困生倾斜的政策,但是现实却是,穷人家的孩子,很难考上中国最好的大学。
我倒是很早就出过省,因为我家距离省界只有500米,有几年的时间,我家里有一块责任田,和安徽省中间只隔了一条田间小路,打个哈欠,气息都可以出省。相比之下,我到县城就很晚了,读初中的时候,被父亲带到县城看了一场电影。那是教师子女才有的福利,普通孩子,连这个机会都没有呢。
底层的贫困,是一种综合性的、全面的贫困。这种贫困当然和钱有关,但又绝对不限于缺钱。因为你买不起随身听,你就听不到英语磁带,因为听力很差,你就又失去了真正掌握英语的可能性。我们读高中的时候,没有听说过谁考到国外留学的。我第一次知道普通人可以到外国读书,是在大学的时候,看到一对双胞胎姐妹一起申请到美国名校读研究生的新闻。
这就是生活方式的差异。我小时候的玩伴,随母亲一起到县城读书,暑假回来找我玩时,身上的自信让我臣服。老师和同学们也是同样的看法,他穿得比我们好,知道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后来读高中时,我们又被分在一个班级,我的考试成绩比他好很多,这曾让我吃惊不已。同一个县城,同一个梦想,大家的差距毕竟不是很大。
前几年流行的一个说法,“我努力这么多年,不是为了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的”,充分体现了底层孩子的骄傲与自卑。他们时刻保持进攻性和进取心,连喝咖啡都成为敏感事件。他们不想停下追赶的脚步,哪怕在成绩、收入等方面已经超过了“对手”,他们还是保持追赶的姿态。因为在内心中,他们一直是落后的。
这让我想起第一次被朋友带到咖啡馆时的尴尬,面对菜单上的商品,我不知所措,只好装作镇定地随便指了一张图片。我会劝那些一直保持竞争的穷伙伴,坐下来喝一杯咖啡,如果你真的有“敌人”,喝杯咖啡也许会让你与他们握手言和,更重要的是与自己讲和。或许,只有想办法融入当下的环境,才会摆脱如影随形的旧日梦魇。
这是一种“心理贫困”,凡是从匮乏时代走过来的中国人,对此都有真切的体会。我的母亲就是这样,她有一个习惯,每年收获了粮食,都会留下足够的口粮。有时候,囤下的粮食,竟然够吃两年的,总是从陈粮开始吃,这样所有的粮食都会变成陈粮。学食品工程的弟弟回来说,粮食放久了,营养价值就会衰减,三年之后就没什么营养了。母亲依然故我。
在美国,排名前20的大学,大多是私立的,每年超过5万美元的学费和生活费,也不是一般家庭所能承受的。但是,美国有很多公立大学,可以供低收入者家庭选择。对穷人家孩子来说,可能很早就确立了要读公立大学的目标。中国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很多低收入者家庭,早早就进行一个投入与产出比的评估,过早地放弃了读大学的梦想。
大量农村孩子过早放弃读大学的梦想,比考不上北大、清华更要命,也更让人担心。一旦普遍接受“农民的孩子,只能去打工”这样的观念,就意味着贫穷在心理上的定格。穷人家孩子怎么考上北大清华?也许我们的目标,应该换成让更多穷人家孩子上普通大学。只有整个高等教育的进步,上大学不再是一个难题,才会让穷人家孩子不至于过早放弃。
熊轩昂的话提醒我们,高考其实是一个较长时间和宽广领域竞争的结果。解决这个问题,也不是一朝一夕,甚至也不是单纯的教育问题。或许只有时间可以改变这一切,随着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贫困子弟都能考上大学,这个时候,他们考上好大学,也就不再是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