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要我脱贫”转变为“我要脱贫”,注定会有段长路要走。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的是多找问题、多想对策,而不能简单把责任归咎于困难群众
梁建强(新华社湖北分社记者)
下乡调研,鄂西山村的几名村干部讲起一位贫困户的三次拒绝。
起初,村子打算将发展油茶种植作为精准扶贫的支柱产业培育,好不容易从外面请来了专家,一位中年贫困户却就是不愿意参加技术培训会——“去了也没用,肯定学不会。”退而求其次,村里的养羊合作社打算把他纳入其中,却再次被拒绝——“谁受得了那个味哟。”动员再三,村干部建议他种点柑橘树,却再次碰壁——“长在山上,哪个愿意天天往上爬。”
“那怎么脱贫?”村干部问。
“电视里说了,2020年都要脱贫,国家肯定还会有政策的。”贫困户不假思索。
干部们哭笑不得。而这样的尴尬,在基层并非个例。
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东县原县委书记陈行甲也讲过一个现象——少数贫困户出现了这样的心态:“我是穷人我怕谁”“我是小老百姓我怕谁”“我掐着你玩”。有少数贫困户对来家里帮扶的干部很麻木,认为干部比他更着急,他不脱贫干部交不了账,而且脱贫表上还要他签字呢!
“要我脱贫”而不是“我要脱贫”,部分贫困户面对精准扶贫工作时主动性缺乏的问题客观存在。精准扶贫,并非朝夕之功；扭转贫困户面对扶贫工作时“反正有国家兜底”“村干部比我们还急”的“等靠要”消极心态,从“要我脱贫”转变为“我要脱贫”,注定也会有段长路要走。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的是多找问题、多想对策,而不能简单把责任归咎于困难群众,怒其不勤。
扶贫政策好,为何部分贫困户积极性不高?
基层调研中,几类问题比较常见,一类是贫困户已经适应了既有生活方式,多年中形成的既有生活习惯很难轻易扭转。守着二分薄地、收上几袋粮食,吃饱肚子不是问题,于是,有些人也就“知足常乐”了。
另一种,则确实是因为文化程度不高,对于新知识、新技术掌握较慢,对于新的产业项目落地心存担忧,不愿主动参与其中,因而在扶贫路上逐渐“掉队”。
除此之外,还应看到,有的地方是因为村里的产业发展摇摆不定,或是不够贴合地域实际,难以赢得贫困村民的配合和理解。“头年一哄而上,来年一拍两散”,项目时常“虎头蛇尾”,贫困户自然难有参与动力。
诸如此类的原因,还有不少。
实现“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的转变,必须坚持对症下药。破除“懒汉”思维、扭转扶贫认知,需要多多进村入户宣讲政策,破除贫苦户盲目“等靠要”的心理惰性；推广新技术、新项目时,首先要多和百姓沟通,听取民意、集纳民智,用“看得见”的前景,换来百姓“放下心”的跟随。
扶贫并无定式,精准扶贫更要精准施策,因地制宜、因户制宜必不可少。以湖北省咸宁市为例,当地积极探索多种模式,推动精准扶贫工作由精准识别转入到精准施策,初步形成了农户自发型、项目引导型、新型经营主体带动型、现代服务业四种模式；与此同时,当地还大力推行“3+X”产业脱贫套餐,即以楠竹、茶叶、油茶“三大百亿”产业为主打,加快建设香菇、木耳、虾稻连作、虾莲共作、特色畜禽养殖等一批“短平快”的产业脱贫项目,并指导各地根据自身优势和产业传统发展“一村一品、一县一品”,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脱贫“产业链”,赢得了贫困户的理解、支持与参与。
在巴东县,陈行甲也给干部们提出了建议——把开会念文件的时间挤一点出来,到群众中去,多开屋场院子会,多给群众交一些政策的底,多跟群众交交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寓教于乐,吃了苦也让衣食父母们心疼一下,再不忍心找你们扯横皮。”
陈行甲的另一个建议,是对群众的教育引导不能生硬说教。“你们能不能想一些既接地气,老百姓又看得懂的标语刷出去,让老百姓也体会体会你们的苦心。”比如,“国家大力扶持,我们晓得好歹,最终脱贫要靠我们自强勤快”；或者是,“党的政策好,自己也要使力搞”之类的。
精准扶贫,注定是一场“攻坚战”,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但找准症结、找对路子,对贫困户的帮扶总会有办法。反之,如果把责任完全归咎于百姓的不配合,碰了壁就对贫困户敬而远之,脱贫只会是遥遥无期的梦想。
就连文章开篇那个有些“挑剔”的贫困户,如今的去处也有了着落——村子所在镇的产业基地引进了一家公司,需要门卫,村里推荐他去应聘,求职成功。对于这份工作,他倒十分满意。
“看好门就行,屋里还有空调呢。”见到记者,他乐呵呵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