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政协委员，我十分关注我国的精准扶贫战略。近几年，我连续不断地在湖南、广西、云南等省区多地进行调研，通过走访贫困地区、进入贫困户家中访谈交流，得到了很多启示。
在调研过程中，看到了“广西田东模式”“湖南怀化模式”“云南大理模式”等精准扶贫的方式方法，对贫困地区减贫增收产生了积极效应。当然，调研过程中，我也感受到基层扶贫面临的诸多难点。目前我国仍有14个片区，592个贫困县，12.8万个贫困村，尚有7000多万人没有脱贫，现阶段扶贫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
在芷江侗族自治县调研时，我发现白溪坪村的一个养殖基地，很多由小到大的鸭子，分别按批次圈养在不同的鸭圈里。当时，恰逢几位身有残疾的工人和上了年纪的老人正操作机器、打扫鸭圈、整理食物、投放食物、更换饮水，这个场景令我记忆犹新。“我就是这个村里的人，是在自己家门口干这个事儿。来我这里的工人，不是单纯的打工，他们都通过银行进行信用评定后，拿到最高5万元的小额信用贷款放到我这里来入股，他们既当股东分红，每月通过干些力所能及的事，还能拿工资收入，都已经摆脱了‘贫困’的帽子。这样一来，我牵头做的这个，既是我的事业，又帮到村里的残疾人和孤寡老人，我就觉得这条路我走对了。”负责人非常质朴的一席话，也道出了金融支持精准扶贫的一个门路。
根据近年来的实证调研，我认为金融扶贫是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扶贫+”政策整合优化、提高扶贫政策实效性方面的作用不可代替，更可充分发挥金融扶贫“乘数效应”，为2020年实现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贡献重要力量。
建议：加快制度建设，完善顶层设计。建立政府和金融机构扶贫联席工作制，探索“政府+银行+保险”风险分担机制，银保合作开展“小贷款+小保险”，形成多方联动、协同发力格局；在扶贫贷款方面优先满足小额信贷，明确对新型经营主体支持政策；放宽特色产业准入门槛，实施优惠利率、延长信贷年限、给予财政贴息等政策，对扶贫金融机构和农业经济组织实施税收优惠。
升级金融改革，完善扶贫金融体系。财政统一建立风险补偿基金或组建政府政策性担保机构，分散扶贫信贷及保险风险；商业银行下沉金融服务，着力推广普惠金融；政策性银行建立“扶贫金融事业部”，增加贫困地区信贷投放；政府牵头组建政策性扶贫融资平台公司，鼓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村镇银行、创投企业和小贷公司，扩大资金互助覆盖面，发挥各类金融机构互补优势和合作效应。
（潘 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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