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均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提供
编者按
11月9日，民政部举办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获悉，目前农村留守儿童是902万人，较之前规模出现大幅下降，适度普惠性的儿童福利政策逐渐推开，对困境儿童的关爱帮扶也取得显著成果。但不容忽视的是，由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很难短时间消除，在中国中西部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仍有4000万儿童，因为教育和营养等缺乏，处于高风险中。这些儿童甚至连最基本的教育、营养都无法保证。如何保障他们起跑线上的公平?近日，中国妇女报·中华女性网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 中国妇女报·中华女性网记者 高丽
从小开始的差距——“云南寻甸5岁儿童的发展水平尚不如上海市3岁儿童”
11月9日，民政部举办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通报了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工作情况。此前有研究报告推算，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有6102万人。而此次全国摸排的结果显示，目前农村留守儿童是902万人，较之前规模出现大幅下降。
数字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统计口径的改变。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解释说，近年来，各地就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尤其是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扶贫攻坚、户籍制度改革、随迁子女就地入学、返乡创业等系列政策和工作的有效实施，为减少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方面是“留守”数字的减少，而近日公布的另一数据同样引人关注——
10月27日至28日，在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第五届反贫困与儿童发展国际研讨会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提醒，在中国中西部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有4000万儿童，因为教育和营养等缺乏，处于高风险中。
“耽误不得，一年就是几百万孩子失去干预的敏感期、窗口期，必须从现在做起。”卢迈强调，错过他们的最佳干预期，对其大脑发育、认知等，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课题组利用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的数据，对中国城乡儿童（0~15岁）的贫困发生率（即生活在贫困家庭里的儿童比例）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中国目前共有约4000万贫困儿童，其中绝对贫困儿童1200万，相对贫困儿童2880万。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儿童发展中心执行主任杜智鑫在接受中国妇女报·中华女性网记者采访时说，我国儿童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在贫血率、生长迟缓率、儿童发展指数（eCHI）等指标上，西部农村地区均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阿兰娜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课题组利用eHCI量表的测算表明，上海市、河南叶县、青海乐都区、云南寻甸县样本儿童的平均得分分别为0.73、0.69、0.57和0.33。云南寻甸儿童发展指数得分仅为上海市的45%。意味着云南寻甸5岁儿童的发展水平尚不如上海市3岁儿童。
“我们说要公平，大学里要多招农村学生，但这方面的差距从孩子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卢迈指出。
哈佛大学卢春玲教授等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2009年的数据发现，5岁以下儿童中，农村儿童发育迟缓、极端贫困、存在发育不良风险的比例分别为11%、17%、21%，而城市儿童的比例分别只有9%、10%和14%。
北京大学王晓莉教授等对贵州、山西6县0~3岁儿童的调查表明，2013年贫困地区的贫血患病率为44.1%，而全国平均水平为24.4%；贫困地区的生长迟缓率为16.2%，而全国平均水平为9.4%；贫困地区可疑发育迟缓率高达40.3%。
此外，调查地区40%的儿童看护人精神和身体状况很差，辅食的合格添加率只有16.7%。
北京大学刘承芳副教授等对陕西农村1800名3岁以下儿童及其照料者的研究表明，受访儿童中50%为贫血，29%存在机体或认知方面的缺陷；母亲外出打工给孩子心智方面带来负面影响，生长迟缓的比例更高。
而对于留守儿童来说，由于亲情缺失，他们在情感上常常处在“饥渴”状态，他们承受着来自家庭、学业、生活等多方面的心理压力，忍受着与其年龄极不相符的孤单、无助乃至痛苦，度过难以言表的留守时光。不少留守儿童表现出明显的孤独、内向、敏感、逆反等状态。
“在农村贫困地区相当一部分孩子是留守儿童，他们不少人从小就住校。在人生旅途中，他们是一群精神孤独的长跑者，他们有很多困惑，却没人可以交流;他们渴望亲情，却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长期在中国西部山区任教，并编著《中国留守儿童日记》一书的教师杨元松说。
至今无法忘记采访过的贫困村里的留守女孩。让记者记得的不只是她和年龄不符的弱小身躯，更有她那和年龄不符的冷漠语气，对于家庭、对于父母，话语中很难感受到亲情的温度。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尚晓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对留守儿童来说， 父母与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纽带变得松弛，孩子对父母的亲情相对淡漠。这将影响到留守儿童今后对自己孩子的培养方式，这一群体未来的核心家庭也会更容易解体，对社会的影响非常大。”
最高回报率的投资——“生命发育最初1000天的干预是最为敏感和经济的”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研讨会发布了儿童发展系列报告，“生命早期1000天（~9至24月龄）理论”被多次提及。
斯坦福大学儿科系副系主任加里·达姆施塔特指出，大脑发育在儿童早期殊为关键：其一，大脑在儿童早期发育最为迅速，从胚胎到24月龄，儿童的各项能力呈现线性发展，其中语言认知能力发展最为关键，其次是视听能力、语言接受能力和高级认知能力的发展。早期发育不良会妨碍独立意识、社会认知、情绪控制等高级能力的发展。在生命发育最初1000天的干预是最为敏感和经济的。
其二，儿童早期经历能使大脑的基因表达发生变化，从而影响下一代。胎儿期对大脑活动的影响，可通过“表观遗传”的方式跨代传递。
其三，早期营养不良会妨碍儿童获取有益微生物组，进而妨碍大脑发育。人体是由微生物组成的生态系统，营养不良会影响儿童消化系统菌群的发展，而肠道菌群通过复杂的机制又可以影响大脑发育和免疫功能。早期干预对于儿童发展十分必要，宜早不宜迟。
该报告还指出，儿童早期发展投资是具有最高回报率的投资。
全球跟踪研究显示，儿童早期发展阶段每投入1美元，将获得4.1美元~9.2美元的回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海克曼通过长期的跟踪研究发现，儿童早期发展每投入1美元可以获得未来7美元~16美元的回报。投资儿童发展也比投资青年和成人教育培训更有效，学校教育阶段和成人继续教育阶段的投资回报分别只有2∶1和3∶1。投资儿童早期发展有助于积累人力资本，提高社会生产率，减少社会不公平。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哈罗德·阿德曼的研究指出，营养干预在“生命最初1000天”（~9至24月龄）最为有效，但早期营养不良并非不可逆，对于营养不良儿童在3~6岁时进行有效干预依然能够通过“生长追赶”弥补缺陷。生长追赶即营养干预后的恢复性生长，主要表现为生长速度快于预期水平和青春期的延长。
而对牙买加家访长期的跟踪研究发现，营养强化能够产生持久的认知效益，可提高年轻人的教育成果、社会行为和收入，20年后该措施使受干预人群的收入比对照组人群提高了25%。
报告指出，我国贫困农村地区的儿童营养问题十分严重，显著高于其他地区。中国居民营养与慢病状况报告（2015）显示，2013年我国6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为8.1%，城市为4.2%，农村为11.3%，其中贫困农村为19.0%。安利公益基金会对70个山村幼儿园近2000名孩子的评估显示，这些3-5岁幼儿认知能力落后城市孩子2年。
我国针对贫困地区儿童营养干预的政策主要有两项，一是面向6~24月龄儿童的中国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简称“营养包”项目），二是面向6岁以上儿童“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简称“营养校餐”项目）。
在“营养包”项目上，2013~2016年间国家财政累计投入14亿，目前对22省、341个贫困县的6~24月龄儿童进行干预，效果显著。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评估显示，2015-2016年营养包发放率为77.6%，依从性为74.5%，生长迟缓率从基线时候的10.1%下降到2015年评估时的7.6%，贫血率从32.9%下降到26.3%，两周腹泻与发烧患病率也显著下降，健康教育初见成效。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通过科学抽样，对7省21县4998名婴幼儿的评估研究显示，营养包在降低贫血率上效果最为明显，项目组儿童比对照组的贫血率降低4.4个百分点；项目县38.70%的家长知晓贫血与缺铁有关，对照县仅为19.95%。
基金会的研究还显示，96%的家长及项目人员认为“营养包是国家的好政策”，86%的家长认为营养包对孩子身体有好处。不过，营养包政策的执行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覆盖面不足、宣传培训不足、村医工作经费不足、部分地区依从率低、招标采购问题多、营养包质量存隐患，必须加强对该项政策的研究评估和改进，并将项目扩大至全部贫困县。
“营养校餐”项目，是国家为改善农村学生营养状况，提高农村学生健康水平，于2011年秋季开始实施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计划为农村学生提供每天4元的膳食补助。目前，该项目受益的农村学生为2300万，19%来自精准扶贫家庭，约20%的孩子双方父母外出打工，超半数孩子为父母一方外出打工。
2015年5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启动了“阳光校餐数据平台”，对14省、100县、9358所学校348万学生的营养校餐状况进行实时跟踪、动态监测，共监测中央资金30亿。数据平台显示，供餐模式方面，上报学校食堂供餐比例已由2015年的80%上升到目前的95%，贵州、重庆、宁夏等省基本实现食堂供餐，营养餐平均价格为5.03元；内蒙古、湖南、甘肃还有较高比例的加餐。目前贵州省已将营养校餐扩大到了农村学前儿童，制定了每生每天3元的膳食补助标准。
在国际上，对儿童早期发展的全球承诺正在增加。《柳叶刀》儿童早期发展系列报告表明，2000年以来，关于儿童早期发展主题的出版物迅速增多，超越了卫生科学出版物的一般趋势。具有国家多部门儿童早期发展政策的国家数量从2000年的七个增加到2014年的68个，其中45%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顶层设计的推进——“26个省份出台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实施意见”
即使有家长监护照顾，大量贫困地区儿童身心尚不能健康成长，何况留守儿童呢？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一项对全国7200名中小学生进行的调查显示，82.7%的留守儿童经常或有时做家务，50.8%的留守儿童自己洗衣做饭，30%留守儿童在家需要照顾弟妹，13.1%照顾长辈。
今年2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颁布，首次提出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顶层设计。文件明确提出，要从源头上改变“儿童进不了城，父母回不去乡”的无奈现实，实现“到2020年儿童留守现象明显减少”的目标。
儿童不再留守，就是要让他们与父母团聚，感受家庭温暖。让父母返乡，或者让留守孩子进城，让农民工家庭生活在一起，需要全社会共同创造条件。
南开大学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院院长关信平表示，留守儿童问题从深层次看，反映的是我国社会发展和转型中城乡二元割裂，地区发展差距等诸多矛盾。这个会给家庭和社会都带来伤痛的问题，亟待在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弥合区域发展差距的过程中逐渐解决。
继《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于今年2月发布之后，截至目前，已有山东、福建、浙江、云南、吉林、宁夏、安徽等26个省份出台实施意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提出了具体措施。
为达到“到2020年儿童留守现象明显减少”的目标要求，山东、福建、黑龙江等地提出了阶段性具体目标。
山东指出，2016年，部署开展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工作。2017年，建成全省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平台。
福建要求，力争到2017年，家庭、政府、学校尽职尽责，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体系全面建立，强制报告、应急处置、评估帮扶、监护干预、源头预防等关爱保护机制有效运行，侵害、伤害留守儿童权益的事件和安全事故得到有效遏制。
为了从源头上减少儿童留守现象，《意见》提到“为农民工家庭提供更多帮扶支持”和“引导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两个方面。宁夏、安徽等多地提出了具体措施。
安徽提出，落实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降低返乡创业门槛，健全返乡创业公共服务，为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提供便利条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有关部门要广泛宣传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政策，加强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创业技能培训，对有意愿就业创业的，要有针对性地推荐用工岗位信息或创业项目信息。
宁夏强调，积极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和子女就地入学。公办义务教育学校要普遍对农民工未成年子女开放，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农民工未成年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完善和落实符合宁夏流动人口报名条件的农民工子女参加中考、高考政策。
中国妇女报·中华女性网记者梳理发现，无论是国务院《意见》还是地方出台的实施意见，都将“家庭尽责”放在了首位。
国务院《意见》对外出务工父母依法履行监护责任做出了明确规定，要求乡镇（街道）和村（居）委会加强监护监督和指导，要求公安等有关机关依法劝诫制止父母不履行监护职责的行为，依法追究失职父母法律责任。
民政部、中央综治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公安部、财政部、卫生计生委等8个部门，将于今年11月至2017年底，在全国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合力监护、相伴成长”关爱保护专项行动（以下简称“专项行动”），也重点强调了家庭监护责任。
对此，民政部相关负责人解释，在摸排过程中，发现家庭监护缺失这个问题比较突出，个别外出务工父母缺乏监护责任意识，任由年幼的未成年子女独自生活，较少回家看望或保持亲情沟通，甚至常年不与留守子女联系，严重影响了农村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很难兜住留守儿童安全底线。
关信平表示，在强调家庭责任的同时，政府部门应当充当“大家长”的角色，加强家庭教育的宣传与普及，并辅以必要的帮扶手段，切实保障儿童不因贫困或父母不负责任而失去监护。
中国法学会研究部副主任彭伶在早前举行的“留守儿童、流动儿童面临的社会问题与法律对策”学术研讨会上也强调指出，在保护留守儿童、流动儿童方面，应当强化国家责任，成立必要的机构并且拨付款项来帮助父母更好地履行监护权。为此，建议国家成立未成年人事务局，当儿童被虐待、被剥夺了受教育权时，可以到该部门求助。
养育干预的探索——“为孩子营造一个类似子宫一样安全舒适、充满自由和尊重的环境”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对儿童早期干预上开展了有益尝试。据杜智鑫介绍，根据不同年龄段儿童的发育特点，早期干预可大致分为针对0~3岁儿童的干预和针对4~6岁儿童的干预两类，前者以早期养育项目为主，后者以各类学前教育和营养项目为主。
早期养育干预的目的在于提升儿童抚养人的养育理念和技巧，促进家长和儿童之间高质量的互动和关爱，从而帮助孩子健康成长，形式包括家访、小组活动、中心活动等形式。
基金会在甘肃华池县开展了“慧育中国”项目。该项目将牙买加家访模式进行了引入并本土化后，由家访员对6~36月龄的儿童进行每周1小时的家访，此外还增加了儿童营养干预。据计算，包括家访、督导，目前项目成本是每个孩子一年3000块钱。
目前的中期评估显示，家访显著降低了项目组儿童的发育异常风险。家访干预组的家庭环境和育儿模式有明显的改善；家访干预对婴幼儿语言、智力发育水平产生了促进效果；家访干预组的贫血率和生长迟缓率均下降。
除了早期家访之外，一些机构和组织还探索了其他途径的养育指导。2013年上海市启动了“育儿周周看”项目，每周通过手机免费向0~3岁幼儿家长发送科学育儿知识。目前总服务人次约56万。通过对187所幼儿园、20787名幼儿的调查显示，“育儿周周看”的订阅率为13%。项目对上海儿童的语数能力和综合能力有提升作用，教育水平较低的家长从该项目中获益更大。
为了改善学前儿童入园难、入园贵等问题，我国开展了两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5年，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75.0%。剩余的25%未入园儿童主要居住在农村偏远山区、牧区，要解决他们的入园问题，完成2020年学前毛入园率90%的目标，学前教育必须要入村。
自2009年以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贫困农村地区开展“山村幼儿园”计划项目，截至2015年12月共覆盖8省12县，38000名在园儿童中有23.9%来自精准扶贫家庭。
该项目坚持“分散设点、就近入园”的理念，在幼儿人数超过10人的村设点，利用农村闲置资源作为校舍，招募并培训志愿者教师，采取“混龄班”式的教学，广覆盖、保基本、兜底线，向贫困农村地区提供可及的、高质量的学前教育。
华东师范大学周念丽教授的第三方评估显示，山村幼儿园儿童在认知、语音、社会情感和想象力方面的能力显著高于未入园儿童，在语言、动作、社会性方面的能力已等同于县城幼儿园儿童，在绘画领域显示了更多的想象力。
卢迈表示，基金会的山村幼儿园按最基础需求运作，成本是一个孩子一年1500元；现在一些地方政府接手后提高了办园标准，平均一个孩子一年3000块钱，也可以做下来。
第五届反贫困与儿童发展国际研讨会达成共识：儿童早期发展是消除贫困的根本途径。对幼儿期的投资会产生显著的长期效益，缩小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之间的差距。投资于处于不利地位的儿童，能促进公平和社会正义，同时提高经济和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有助于打破贫穷代际传递。
不少专家呼吁，在政府主导下，同时加强社会工作人才培养，探索在农村社区组建一支由政府部门、妇联、共青团、村委会等组织工作人员和留守儿童教师组成的社工队伍，为留守儿童身心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总之，家庭、社会、学校、国家应该为孩子营造一个类似子宫一样安全舒适、充满自由和尊重的环境，使贫困地区儿童、留守儿童等健康成长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