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ICU，重症病人每天都在走钢丝，我们要做的就是努力帮助他们从钢丝上走下来。”高元妹说。
高元妹是广州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西院（以下简称协和西院）ICU治疗组的一名组长 。从2月7日抵达武汉以来，没有过一天休息的她，管理着10张病床。每天进舱两次、在院时间超10小时，这是她已经习惯的节奏。
高元妹在办公室办公。受访者供图
3月10日，武汉市最后一家方舱医院关舱；3月17日，援鄂医疗队开始陆续撤离；3月30日，经过多日确诊病例零新增，武汉市现有确诊病例下降到2000例以下。
随着病患减少，武汉市对部分定点医院重症和危重症患者进行适当病区合并。4月1日，一名危重症患者转院至武汉协和西院ICU。这一天，协医西院ICU内的20张床位中共有13位病人，一周之前，在治病例数曾一度降至6例。
2月初，协和西院ICU由以钟南山院士团队为主导的广东医疗队接管，至今累计收治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超80例。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向好、病区合并，危重症患者陆续转入，协和西院ICU成为抗击新冠肺炎的最后的阵地之一。
生死线上 步履维艰
无力感与挫败感，是高元妹初期最强烈的感受。
高元妹一直从事呼吸科临床工作，近七、八年专职做重症治疗，而协和西院ICU团队里的50多位医生也大多都是从事重症治疗的。“但从来没有哪个疾病会像新冠肺炎一样，给医生这么强烈的挫败感。无从下手但病情进展又非常迅速，打你个措手不及。”高元妹说道。
“有些病人血液中二氧化碳浓度非常高，我们根据过去对病毒性肺炎的认识去治疗，数值却纹丝不动。我想或许是痰造成呼吸道堵塞的原因，可是帮病人做气管镜检查，气道里面却干干净净，完全没有痰。”高元妹告诉记者，“有一个病人刚进ICU的时候，根据他当时的情况，我对他经过治疗后很快转出ICU非常有信心。但是积极治疗后，他的情况还是急转直下，很快从肺水过多进展到肺部实变。”
重症治疗的线上讨论会上，一位在武汉其他医院支援的医生曾讲到，他经手了30多个气管插管的病患，上了4台ECMO，最终能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很少很少。
高元妹说：“其实支撑医生的，就是看着病人好起来的那种职业的成就感和幸福感，当你怎么努力都不容易实现的时候会有深深的挫败感。”
从走上新冠肺炎危重症救治的战场开始，高元妹和同事经受了一波又一波的打击。最初是心脏的问题，“有好几个病人肌钙蛋白很高，心肌坏死，但肺部情况不至于太差，却突然心跳骤停，无论用什么复苏方式心脏都没反应。”紧接着第二波来自转入的气胸病人，“新冠肺的病人肺的弹性很差，呼吸机吹不进气，很容易出现气压伤，病人一旦出现气胸、纵膈气肿很难治疗，因为患者肺功能很差，必须要带呼吸机，但呼吸机持续打气，破口很可能会越来越大，就算做了胸腔闭式引流和负压吸引，收效也不大。”而随着病人在ICU治疗时间久了，插在患者身体里的各种导管很可能会出现感染。“新冠病毒和以往的肺炎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会把一个人的免疫打垮。一旦发生感染，病人完全没有抵抗力，有的病人连骨髓都受到抑制，白细胞、血小板、红细胞都升不起来，用抗生素、提升免疫力的药物治疗都无效。”
面对病情摆出的一道道难题，高元妹和同事艰难的一步步摸索。
ICU内采用责任制，每张床会有1-2位医生负责。而与此同时，每一位病人的情况都要在医生群里及时通报，每一位病人的治疗方案都是由团队讨论决定。
高元妹查房时需要依次检查所有病人的情况，有的病例甚至要在床边观察1-2个小时。查房结束后去处理医嘱，随后又要再将所有病人依次检查一遍。有时遇到特殊的治疗操作，治疗结束后会再一遍逐一检查所有患者。“我必须要保证每一位病人都在被连续观察，因为危重症患者的病情分分钟就会恶化，这一秒种你错过了，下一秒钟可能就拉不回来了。”
“治疗新冠肺炎，重症人做的就是每天都在走钢丝。”这是来自高元妹同事的描述，她十分认同：“这时候重症没有什么专家，就是靠你站在病人床前，去认真仔细地观察病人的每一个病情变化，去调整每一个治疗参数，去看每一个治疗的反应。病人才是最好的老师。”
随着对新冠病毒了解的增长，治疗经验的积累，2月20日，协和西院ICU迎来首例拔除气管插管的危重症患者。随后，一例例成功拔管并转出ICU的患者，让这个治疗团队的精神振奋起来，心情逐渐明朗。到目前为止，高元妹接收的37位病患，成功转出ICU的达到16例，目前还有7例病人在治疗中。
“一例例病人可以拔管的时候，我的心态终于又回到了自己可以掌控的状态。”高元妹说，“但越往后的病人会更艰难，最难啃的骨头都留给我们了。我们现在是决不放弃、继续努力，有了一定的经验，绝不会像初期那么迷茫。”
高元妹在为病人吸痰。受访者供图
病房内外 医病医心
ICU内除了精密的治疗方案，同样有“精密”的人文关怀。
“有一些情况不错，但距离拔管还需要再努力一把的病人，我会在舱内和他的家人通话，让家人来鼓励他。在这种时候，亲情的力量是巨大的。”
最近，10床一位80岁的老人过生日。他的女儿录了一段祝福语，由高元妹拿着手机在舱内放给他听。这位感染性休克、插管上机的老人听着女儿的声音，清醒过来。
高元妹告诉记者，病人的精神状态对病情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有两个同时转进ICU的病人，一位很消极，而另一位则非常积极，非常配合。尽管后者的肺部影像显示情况更差，进入ICU时吸氧浓度更高，但却好转的更快。气管插管有好几次就摆在他的腿上，但他就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我要好起来’。”
于是，为了照顾到病患的精神状态，治疗组也会积极地“投其所好”，通过家人了解到病人的喜好、习惯等，从而尽力满足病患的精神需求。“有一个病人很焦虑，听到家属说他爱听京剧，我们就尝试着给他放一些京剧，他果然变得比较平静。”
在ICU以外的地方，高元妹的“关怀”同样没有缺席。
2月10日，71岁的孙晓华转入协和西院ICU。就在那天，她的女儿刘曼琼接到了高元妹的电话，详细询问母亲的病史。从那之后，每天下午，刘曼琼都会接到高元妹的电话，向她通报母亲这一天的情况。
从母亲住院以后，刘曼琼一直非常焦虑，每天都要靠吃安眠药才能睡几个小时。“每天到下午我就谁的电话都不接，就等着高医生的电话。从我妈妈住院以后，我只有接完高医生的电话，我才能安心一点。”
这样的通话，并不是个例。高元妹告诉记者，这是重症医生必须要做的事情。“如果是在平时，应该由组长每天当面告知患者家属情况。但疫情原因，家属不能入院陪同，医生作为密切接触者，再去接触患者家属也是不负责任的，所以才会选择用电话沟通。”
偶尔出舱很晚，考虑到晚上十二点打电话不礼貌，高元妹会选择用短信留言。她说：“如果对方还没睡，收到这条短信应该可以睡个好觉；如果对方已经睡了，醒来看到短信也会安心一些。”
2月28日，孙晓华经过治疗，转回普通病房。高元妹有时间的时候都会去看望。“老人家可能对我比较依赖，我也愿意尽我所能去帮她协调。前段时间她出汗比较多，有干咳，提出想吃中药。我就请一直跟着我们治疗组的协和西院中医主任去看看，服药后这两天情况明显有好转。”
这同样不是个例。一位病人转出ICU当天，高元妹转程跑去普通病房，叮嘱医护人员，这位病人每小时鼻饲量就在10-20ML，多了就会反流误吸。“我们真的是在病人床边一天天蹲下来的，应该可以说是最了解他们情况的，希望可以对他们有帮助，也希望能看着他们一点点好起来。”
高强度的工作，但却没有合适的运动方式去发泄压力，高元妹说每天晚上回到驻地，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冲个热水澡，然后安安稳稳的躺在床上睡一觉”。离家两个月，高元妹常常连和1岁、5岁的两个孩子视频通话的时间都没有，充满了对家人的思念与亏欠。
但面对这些困难与挑战，高元妹说她绝不后悔。“我亲临一线，认真观察到了每一个细节与变化。我可以用我所学，施展十八般武艺，去帮助我的病人，我觉得很值得。”
“而且这里有足够施展的空间。”高元妹坦言，过去治疗重症病人，她需要考虑医保的问题，需要考虑到病人的承受能力。“我们粗略的算过，一个上了ECMO的病人，一个月的救治成本是150万，400多元一支的白蛋白，我们每天用两支。”平时很多病人会因为ICU高昂的治疗费用而放弃治疗。而现在，她可以全心全意的只考虑治疗。“治疗费用是巨大的。哪一个国家会投入这么大、派这么多医护人员支援一个地方？真的是要感谢国家，对我们来说，没有哪次会像现在这样纯粹的只是做一名医生。”（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梁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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