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嘉宾：郑文静 省农科院种业创新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博士，二级研究员，国家水稻技术体系沈阳综合试验站站长，长期从事水稻生物育种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项、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专项1项、辽宁省农业重大专项课题2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12件，国际发明专利2件，育成高产抗病水稻新品种15个。 本报记者 白琳 摄
本报记者 胡海林
种子被誉为农业的“芯片”，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根基。2025年，辽宁农业史迎来高光时刻，这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515.56亿斤，创历史新高，增速居全国粮食主产省第一位；单产959.52斤，居全国粮食主产省第二位。单产稳步提升和大面积丰收的底气，则有良种的关键支撑。
农业增产有45%的贡献来自良种
记者：都说种子很重要，从您专业的角度来看，这个重要性具体指的是什么？
郑文静：种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业内有公开的数据表明，目前农业增产有45%的贡献来自良种。虽然良种之外一些因素如栽培技术、高标准农田建设等也很重要，但种子是基础，没有一个好品种，栽培技术再好，农田建设再规范，也很难达到我们所期望的高产或超高产。
记者：这些年，辽宁在种业创新上有哪些比较亮眼的成果？
郑文静：水稻方面，里程碑式的成果应该是“辽粳5号”，它既是一个品种，又是一个重要的种质资源。这之后，沈阳农业大学陈温福院士团队选育出“沈农265”“沈农606”等超级稻；省农科院选育出“辽粳326”“辽粳454”“辽粳294”“辽粳9号”等，其中有个“辽星1号”，被认定为超级稻，亩产可达800公斤，大幅提升了全省水稻产量。
玉米方面，我们利用本土“旅大红骨”种质资源，选育出一系列高产抗病玉米品种，比如省农科院的“辽单系列”、东亚种业的“东单系列”、丹东农科院的“丹玉系列”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品种。
大豆、花生、高粱等作物，以及畜牧业、水产也有不少优异品种创新。
两三代人持续努力才能育出一个良种
记者：以您的经验，选育新品种会经历什么样的艰难？
郑文静：在育种的路上遭遇艰难是常态，我们之前从事的杂交育种“2.0版本”时，基本就是靠“用牙咬、用眼瞪、一把尺、一杆秤”，试验田里上万份材料，从育苗到插秧再到管理全都要亲力亲为，冷水时就要下田，最热的时候田间观察和剪颖杂交，不少人长年累月田间工作落下风湿、关节炎、腰突等职业病。身体的折磨之外，精神上的压力也不轻松。比如多年付出能不能出成果？同赛道别人会不会更超前？选育的新品种在生产中会不会出问题，还有成果转化和推广是否理想，等等。
2010年，辽宁水稻主产区发生大面积稻瘟病，过去一些表现不错的水稻品种出现减产，这对水稻育种科研工作者都是一次精神打击。为了找到抗稻瘟病的基因，我们花了近10年时间，最终找到抗稻瘟病基因Pi65、Pi67，育成“辽粳168”“辽粳327”“辽粳169”等新品种，解决了北方粳稻抗病性改良的技术难题。
记者：所以，多年选育不出新品种也是常态？
郑文静：育种的过程本来就会有很多偶然因素，传统的水稻育种，选育一个良种往往需要5年至6年时间，而后还有3年至4年的区域试验，如果加上前期准备、后期推广，成果最终走向大田前后算起来可能就是10年。其实，相对育种进程而言，大田粮食作物育种已经快多了，像果树、林木以及部分畜禽的选育，甚至需要两代、三代人持续努力才能育出一个良种，这是很难改变的客观事实。
辽宁特有种质资源为全国提供重要支撑
记者：现在，国家正在开展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这对我们种业创新意味着什么？
郑文静：种业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它的底层基础是对种质资源进行精准评价。辽宁已建成总容量50万份的种质资源库，陆续入库3万多份种质资源。别看现在只是3万多份资源，但我们对它的评价和深入挖掘还是不够的，尤其是一些珍贵的农家种及野生种资源，都还没在育种中充分利用。
目前我们的工作重点，一是对资源库里的资源和育种家手中的材料，依托不同的育种团队开展表型精准评价；二是对这些资源的遗传背景进行分析，通过基因测序“体检”，找出其带有的功能基因。下一步，重点就是把表型和基因型进行融合分析，鉴选出有重大育种价值的功能基因，并开发分子标记，建立利用这些基因开展分子育种的技术体系，为不同作物分子设计育种提供支撑。
记者：围绕种业振兴，各地都在摩拳擦掌，我们辽宁的优势和短板是什么？
郑文静：优势，肯定是我们有很多具有特色的种质资源和材料。比如玉米“旅大红骨”种质资源，它就是源自大连旅顺地区的农家种，后经系统整理、改良，已成为我国五大玉米杂种优势群之一；水稻中“辽粳”系列种质资源是最具代表性的，也是辽宁自己创制的，如第一个直立穗型资源“辽粳5号”。这些辽宁特有的种质资源，不仅我们现在一直在利用，东北三省乃至南方一些单位也在利用，为全国品种选育提供了重要的资源支撑。
从育种技术上看，我们在基因挖掘上不如中科院、中国农科院、中国农大等“国家队”有优势，但他们偏重于基础研究。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拥有丰富的育种材料，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材料去研究“国家队”挖掘出来的基因在材料中的等位基因分布状况，进而把这些基因在育种中加以应用，这也称为“中游研究”。以水稻为例，目前国际上已经克隆的水稻功能基因有300多个，但真正在育种中应用的不到20%。最近10年，我们一直在尝试把这些已挖掘的基因在育种中加以应用。
短板方面，主要体现在基础研究原创性成果这块儿，我们还是相对少了一些，尤其是现在把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技术等几个方面进行融合，我们还处于刚起步阶段，而且利用这几个技术融合选育品种，也没有我们所期待得那么快。
把信息化技术融入育种技术的人才稀缺
记者：科技发展越来越快，育种技术也在升级，我们在人才准备上如何？
郑文静：现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对育种技术的提升有很大帮助。
在育种团队组建上，目前我们生物技术、遗传育种学等方面的人才相对丰富，但信息化的人才还是相对较少，尤其是那些能够把信息化技术融入育种技术体系中的高层次人才，还是稀缺资源。相对而言，生物类的学科交叉融合更容易些，而信息技术的融合加入则会更难些。这是学科间本身的“鸿沟”所决定的，需要许以时间。
记者：现在还有一个现象，育种的同质化问题比较突出，突破式、跨越式的大品种创新比较少，您怎么看？
郑文静：同质化问题的确存在，因为一些育种家在选育品种时，亲本资源往往是那些性状特别好、长得很漂亮的材料，然后把这些“好的”和“好的”互相杂交选育。这个思路，确实会在短期内选育出来那种优异性状互补的好品种，但从长远看，它的遗传背景也会限制在这两个品种之间，路子就会越走越窄。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根源还是要从资源上找突破，就是亲本资源不能局限于育种材料，还要从资源库中去找一些具有那种突出特性、可补充现有育种材料中不足的材料。因此，育种工作不能光考虑短平快，更要有长远的规划和设计，另外还要考虑功能基因尤其是互补功能基因的引进。所以，拓宽亲本的遗传背景和加强优异基因的引进应用，二者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