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夹峙，水阔山远。良田阡陌，沙洲星罗。村舍参差山间，渔舟错落有致，铺陈出一幅平静美好的诗意画卷。
这是600多年前，元代画家黄公望笔下的《富春山居图》。如今，这幅画已成为美好生活的代名词，而寻得现代版“富春山居”的最佳处，便是浙江。
城乡交错，山水相依。行走之江大地，所到之处，风景绝佳却并不人迹罕至，业态精尖却可纳众人共建；所遇之人，闲适中有生机，奋发中有自得，既不“内卷”，也不“躺平”。
未来乡村已在浙江掀开面纱，并从星光点点逐渐化作满天繁星，连点成线，纵线成面。当久久为功的“千万工程”走向牵引浙江城乡融合发展，缩小城乡、地区和收入“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的崭新阶段，这幅“富春山居图”在山水升腾间愈加清晰，浙江所探索擘画的，正是人类社会从未有过的——“共富模样”。
为什么是浙江？
2021年2月25日，世界瞩目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伟大胜利紧连着伟大目标——“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
3个月后，5月20日，浙江率先“升格”。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需要选取部分地区先行先试、作出示范”。
在社会主义制度诞生之前，从没有一种社会制度以“共同富裕”为目的。除了中国共产党，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政党，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自己的施政目标。
“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省域范例”的浙江所要探索的，就是一条毫无现成经验、需要非凡智慧和坚定毅力的改革之路。它领跑的，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这场领跑，亦是在为全球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贫富分化导致社会撕裂、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泛滥等难题提供一种解决方案，以“浙江之窗”展示“中国之治”，以“浙江之答”回应“世界之问”。
在这场直面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终极目标的跨越式发展面前，我们要问一句：为什么是浙江？
104年前，红船在嘉兴的南湖起航。半个世纪前，义乌商人摇着拨浪鼓，用“鸡毛换糖”把小商品推向全世界。2015年，浙江全面消除了家庭年人均收入低于4600元的绝对贫困现象。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这些精神早已融入浙江人的血脉。在推进改革开放、高水平全面小康中，浙江绘就了壮美长卷，而探索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亦早有基础——
2025年，是浙江“八八战略”实施22周年。
21世纪初，浙江遭遇“成长中的烦恼”。刚到浙江工作不久的习近平同志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跑遍了全省11个地市，以战略家的眼光重新审视资源禀赋，作出“八八战略”决策部署，其中明确提出“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城乡协调发展优势，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
这一科学论断，蕴含着共同富裕的鲜明价值取向，对于当时在高速奔跑中寻找平衡之道的浙江来说，更是一种发展观上的革新。正是这一革命性的理论和实践，引领浙江率先突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困境，将共同富裕的种子深深埋进土壤。
实现共同富裕，浙江已有优势——
以《意见》下发之时为节点，2021年的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已分别连续21年、37年居于全国各省区首位；城乡收入倍差缩小至2以内，这在全国各省区中同样独一无二；全省11个地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超过100亿元，是全国唯一一个所有地市居民收入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
浙江的经济总量不算最高，发展速度也不是最快，但协调性和均衡性却是全国最好的。在这个基础上探索共同富裕，就一定不只是远景目标和治理理念，而是追求切实举措，见到实效。
探索共同富裕，本身也是浙江绕不过的命题——
研究浙江区域经济，逃不开两条线。一条，以杭州临安清凉峰镇为起点，以温州苍南大渔镇为终点。东北侧，水系纵横、土壤肥沃，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较好；西南侧，群山连绵、耕地稀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另一条，经淳安、磐安、椒江三个县区。线的东北侧，城乡收入倍差较低；西南侧，城乡收入倍差普遍较高，有些甚至超过了2.1。总之，这两条线所折射出的就是实现共同富裕必须破解的“三大差距”。
浙江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王通林认为，以浙江全省作为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试验田”，是中央实事求是的选择，更体现了党中央在实践层面为“共同富裕”破题的坚定决心。
更根本的原因在于，浙江是“千万工程”的发源地。
22年前，这场发端于浙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伟大革命，重塑了万千乡村，造福了万千农民，也开启了建设美丽乡村、引领美丽中国的崭新时代，成为浙江得以城乡均衡发展的关键，堪称中国“三农”史上的神来之笔。
22年后，在更广阔的国土空间上，“千万工程”擘画出乡村全面振兴的美好图景。而在浙江，它继续生发、迭代、深化，承继着“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初心，在更高层面上缝合城乡断面、疏通区域脉络、激活共富动能，推动共同富裕实现从点到面、从个体到全体、从梦想到现实的历史性跨越。
一段时间以来，浙江全省上下深学细悟“千万工程”蕴含的理念、方法和机制，以有力行动、有效举措、有为担当打开了工作新局面，推动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成为了新时代“千万工程”走深走实的重要标识。
共富是一种什么富？
若单论一个“富”字，富甲天下者自古有之，国富民强之盛世也并不罕见。但富民之难，难在共同、重在共同、贵在共同。
这“共同”的关键处，又在乡村。
2003年1月，浙江省委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就明确指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增加农民收入的任务最迫切，发展现代农业的任务最艰巨，改变农村面貌的任务最繁重。
三个“最”字，道出了“三农”在全局发展中的任务之重、统筹兼顾之难。
从全局看，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总体概念，不能分为城市一块、农村一块，各提各的指标，各搞各的富裕。从实现途径看，即便是在均衡发展程度较高的浙江，对比城乡，农民增收依然处于弱势，农村建设依然属于短板。农民“富”起来，浙江共同富裕的基石就夯实了大半。
那么，浙江推进的是怎样一种“富”？小切口可窥大门道。
喷泉里涌出浓香的可可液，坐着小火车环游，电影《查理和巧克力工厂》的场景，在嘉兴市嘉善县大云镇缪家村真实存在。这座全国最大的巧克力小镇，每年吸引游客超百万人次，还为200多名村民提供了在家门口就业的“甜蜜岗位”。走出小镇，3公里长的花海大道穿村而过，共富超市、家宴中心、儿童驿站等尽数在“5分钟便民服务圈”内。
75岁的成玉珍说：“我们缪家村人有句话，让城里人羡慕农村人，让农村人羡慕缪家人。”说着，老人的脸笑成了一朵花。其感受道出了浙江共富的深刻内涵：这“富”不一定是丰厚的存款，不一定是豪华的房子，而是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好日子，就像一件合身的衣服，不一定高档名贵，穿起来却处处熨帖。
这是一种属于全民的“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缩小“三大差距”，是浙江探索共同富裕的主攻方向，背后有着高规格的制度供给：省委书记王浩一年4次主持召开全省性大会，由省委副书记王成和省政府副省长李岩益担任召集人，召集38个省级部门共同成立“缩差专班”，把各地推进工作过程中面临的卡点、堵点、难点，全部拿到省级层面上协同解决，高频次推进工作落实。
这是一种“全面”的富裕。携手奔向现代化的农民，除了物质富裕，还希望精神富有。他们所追求的“富”，不一定要和城里人一模一样，但也同样是一种“高境界的富”，它超越了物质财富的线性增加，更注重人的感受和体验，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
这还是一种“共建共享”的富。以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为抓手，浙江打破行政区划、地域空间、部门层级等壁垒，推动各类公共资源和服务优化配置，有力促进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确保老百姓有感觉、得实惠、真满意。
与“一切为了人民”的“千万工程”一脉相承，浙江探索的共同富裕，在世界观上回应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多重需要，在方法论上寻找着破解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难点痛点的有效路径。
能否为“共富”定义一幅更加准确的模样？
前不久，聚焦城乡空间融合、经济融合、生活融合、生态融合4个维度，通过18项细分指标，浙江首次推出了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指数监测体系，旨在解决城乡融合“有方向、无标尺，难量化、难评判”问题。
山海何以相应？
2025年5月28日，浙江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会在丽水召开。
就在9个月前，引入GDP总量、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多维度指标评价，浙江建立了山区海岛县分类动态调整机制。首批经济发展表现突出的3个县区被调出山区县之列，但仍可享受相应扶持政策，同时新增温州市洞头区和嵊泗县两个海岛县，由此形成28个山区海岛县。
需要即调入，提升即调出，浙江的实时“加减法”，体现着省级工作层面一以贯之的精准和科学，也体现着各个山区海岛县“不贪帽子、抢占先机”的精神状态。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之初，浙江列出了26个山区县，其土地面积占浙江的45%，但地区生产总值总量只占全省生产总值的9.65%。浙江要缩小“三大差距”，重点、难点和突破点，都在这些县。
如果说打造“县城—中心镇—重点村”发展轴，通过空间优化、产业联动、功能互补，形成城乡区域发展新体系，是浙江做大共富“蛋糕”的关键战术，那么过去五年间，推进山区海岛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就是在牢牢把握增强内生发展动力的核心前提下，更强化“强城”“兴村”“融合”一体推进，体现出帮扶的系统性、精准性和有效性。
山有巍峨，海有浩瀚。在浙江，山区与沿海所形成的经济“两极”，既是基本省情，也是高质量发展的机遇。
被群山环绕的丽水景宁，是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全县127个村庄，有90多个海拔超过600米。“劣势即是优势”，县里创新打造的“景宁600”区域公用品牌，成了打通“两山”转化通道、撬动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新支点。
品牌如何打响？山货怎样进城？优质何以优价？借助“山海协作”，景宁与宁海县合推“山海共富”农特产品，知名商超渠道循声而来，打造“冷水茭白”“霜打萝卜”等特色基地，让产销精准匹配。目前，“景宁600”年销售额7.4亿元，溢价率超30%，带动千家万户增收。
山海协作，解决的不只是“好货出山”的问题。以增强内生发展动力为核心，浙江迭代“1+3”帮扶机制，由28位省领导分别联系，再配套1组省直单位、1组经济强县和1组国有企业，以及联合学校、医院、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等452家单位，组成28个省级帮扶团组，与28个山区海岛县逐一结对，促进各种资源梯度下沉。
以磐安县仁川镇天山村为核心重点村，联动周边三个村协同组建的天山片区，平均海拔约760米。在省级结对帮扶磐安团组的帮助下，当地油茶改头换面，设计包装、打造品牌，组建“天天加油”共富工坊，构建从种植、加工到旅游体验的完整闭环链条，令人刮目相看。
围绕产业链上下游整合深化山海协作，体现了浙江点准穴位的深层次谋划。2025年，浙江整合科创飞地、消薄飞地、产业飞地3块“飞出地”，推动经济强县、国有企业在山区海岛县建设“飞入地”，健全税收分成、成本共担、利益共享机制，双向建设“发展飞地”，并且实施相对薄弱镇村帮带行动，开展“一镇一策”“一村一策”精准帮扶。
这俨然是对历史的再一次回响与验证。
“八八战略”提出之初，就明确指出，“努力使海洋经济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浙江省经济新的增长点”。如今，山区海岛县确实已经以自身的特殊优势，成为浙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新空间、加速新动力。
大处着眼，在浙江“一县一策”的发展举措下，淳安县的水饮料、龙游县的特种纸、缙云县的机械装备、青田县的不锈钢等超百亿元产业逐渐成块，11个山区海岛县实现高新区覆盖，融入浙江全省产业链“生态圈”。小处细观，山之巅、海之远处，那些看似“散而小”的特色产业，个个活力十足，背后藏着就业与增收的“大民生”。
这就是浙江，无论是身在省城的西子湖畔，还是在最偏远的山区农场，都有其独到的发展之道。哪怕只是一屉毫不起眼的小笼包，如今在嵊州市甘霖镇黄箭坂村，专门布设了嵊州小吃共富产业园，背后是10万从业者，如今产业规模达160亿元。
2024年，浙江所有山区海岛县的GDP均突破百亿元大关，占全省GDP比重首次突破10%，居民和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突破5万元、2万元大关。再看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2024年为1.83，到了2025年前三季度，该数据缩小到1.73。
不要小看这些不起眼的数据变化，身处经济发展充满韧性与活力的浙江，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居民收入不仅没有“掉下去”，还在持续“赶上来”，这正是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实效的硬核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