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必须筑牢的“堤坝”，那么，发展壮大乡村产业、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则是让广袤乡村大地生机盎然、活水长流的“源头”与“渠系”。过去五年，我们不仅致力于“固堤”，更倾力于“开源”与“疏渠”，奏响了产业兴农与乡村治理协同并进、相互滋养的宏大交响。
产业之变，变在形态，更变在逻辑：从“帮扶项目”到“市场产业”的深刻跃迁。五年过渡期之初，不少脱贫地区的产业仍带着“帮扶”的烙印，规模小、链条短、市场弱。而今，一场深刻的产业革命正在山乡田野间发生。其核心逻辑，是从外部“植入”转向内部“生长”，从“生产产品”转向“锻造产业”，从“对接帮扶”转向“拥抱市场”。在甘肃定西，曾经的“救命薯”已成为产值突破33亿元的“致富薯”；在广西，一碗“小米粉”做成了带动30万人就业的百亿级大产业。这些成功实践揭示了一个真理：唯有根植于资源禀赋、联农带农紧密、经受住市场检验的特色产业，才能拥有持久的生命力。国家层面的部署也清晰指向于此：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加快发展乡村产业”，而“十五五”规划建议则进一步要求“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这预示着，未来的乡村产业将不再是单一的种植养殖，而是向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全链条拓展，向“农业+”新业态要效益。产业形态的丰富与升级，正是乡村价值被重新发现、重新定义的过程。
治理之新，新在方法，更新在格局：从“管理”到“治理”的现代转型。产业兴旺，离不开治理有效提供的稳定预期和良好环境。过去五年，乡村治理体系经历了静水深流般的现代化重塑。数字技术为传统乡村注入了“智治”的新基因，许多地方利用大数据平台，实现了村级事务公开、便民服务在线、风险监测预警。“党建+网格化”让基层党组织的神经末梢更灵敏、战斗堡垒更坚固。更为可贵的是，像“积分制”“清单制”这样充满基层智慧的“微治理”创新遍地开花，将抽象的村规民约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积分，激发村民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这种治理格局的转变，其精髓在于坚持党组织领导下，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机结合。它既传承了乡土中国的文化根脉，又融入了现代治理的法治精神与协商元素，塑造的是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新形态。
产治融合，合在机制，更合在目标：双向赋能通向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产业与治理，绝非两条平行线，而是相互嵌入、双向赋能的共生体。蓬勃发展的产业，为乡村治理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就业机会，吸引了人才回流，让村庄不再“空心”；而有效的乡村治理，则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化解矛盾纠纷、培育文明乡风，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厚植土壤。在湖北，“十五五”时期谋划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样板区，正是将提升现代生活品质与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同步部署。这体现了顶层设计中对“产治融合”的深刻把握。一个生动的例子是贵州化屋村，旅游产业的兴旺，倒逼村里提升环境、规范管理、优化服务；而良好的村容村貌、和谐的乡里关系、淳朴的文明乡风，又反过来成为吸引游客的核心竞争力，形成了产业与治理良性循环。这种融合的最终目标，正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当然，前路仍有挑战。产业同质化竞争、产业链韧性不足、高素质“新农人”短缺等问题依然存在。乡村治理中如何更好地运用法治方式、如何更有效地激发青年参与，仍是待解的课题。这正是“十五五”时期需要着力突破的重点。“构建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人才体系，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制机制”，这要求我们必须将人才培养和主体培育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让更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会治理的人才在乡村舞台上施展才华。
产业活水奔涌，治理深耕不辍。过去五年，我们通过激活产业这一池春水，让乡村经济血液澎湃；通过深耕治理这一方沃土，让乡村社会根基稳固。两者的双重变奏，谱写了从“脱贫”到“振兴”过渡期内最为激昂的乐章。展望“十五五”，这场变奏将进入更恢弘的章节。只要我们坚持系统观念，持续推动产业提质增效与治理提能升级的双轮驱动，就一定能让广袤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既保有田园牧歌的诗意，又充满繁荣发展的活力，真正成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家园。（中国经济网林鄂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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