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正值“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的历史新时期，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推动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要素有机结合，书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乡村篇。”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中华农耕文明的活化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挖掘并传承好其中蕴涵的智慧结晶，必将为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农业强国注入新动能。
粮安天下，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助力粮食安全。要端稳“中国饭碗”，立足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国情，进一步保障粮食安全，种业是关键。农业文化遗产的核心要素是经历千百年自然演变和人工优选出的传统作物和畜禽，通过现代手段加以提纯复壮、科学改造，可以积累出庞大且具有优秀抗病抗逆性状的种质资源库。如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等农业文化遗产地都有丰富且独具特色的种质资源，为维护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提供了种质保障。从农业发展史来看，农业技术是解决粮食问题的重要途径，“藏粮于技”是粮食生产的必然选择。传统农耕技术具有生态性、适地性、可持续性的优良传统，其中引种驯化、套种复种、精耕细作等，都是针对资源缺乏的区域条件而采取的因地制宜、提效增产的技术措施。因此，农业强国建设要依托农业文化遗产中丰富的种质资源与农耕技术，古为今用、活态传承，构建多元食物供给体系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食物多样化、营养化、健康化的需求。
巧循自然，依托农业文化遗产促进生态宜居。农业文化遗产作为土地利用、景观、技术、文化的复合系统，对于打造“生态、生产、生活”融合统一的生态宜居和美乡村具有独特的价值。在生态方面，中华先民将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视为生命有机体，与之形成融合共生的和谐画卷。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广西龙胜龙脊梯田”中体现的“天人合一、因地制宜”“山水相依、万物并育”的构造，巧妙地化解了“人-山-田-物”间的不平衡问题，成为我国南方山地农业之典范。在生产方面，产业振兴是龙头，要立足长远，久久为功。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浙江仙居杨梅栽培生态系统”中的“梅-茶-鸡-蜂”复合种养模式，将资源集约利用、水土保持、病虫草害控制、养分循环、生物多样性保护等传统知识体系创新传承，使物种间彼此依存、共同演化、互相作用，成为复原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乡村生活方面，农业文化遗产地的传统村落凸显了“人与乡村”社会系统维度的有序与优化。农业活动与传统节日、饮食习惯密切相关，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认同和凝聚力。村规民约、家教家风有助于建立乡村治理高效模式，进一步推动和美乡村建设。
以特为先，深挖农遗土特产提升全球竞争力。农业强国建设过程中，“农遗+土特产”是因地制宜推进乡村振兴、提升农业竞争力的重要抓手。一方面，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种类繁多的农业文化遗产是土特产的资源宝库。古代诗词中就有大量关于地方特色产品的记载，《惠州一绝》中的岭南荔枝、《凉州词》中的西域葡萄、《渔歌子》中的江南鳜鱼等都是不同自然禀赋下孕育出的特色地方农产品，古语中晋北农家的“宝玉”黄花菜也成为如今当地农民的“致富之花”。另一方面，依托农业文化遗产可以赋能农产品文化附加值，是提升全球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今年农业农村部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农遗良品’培育计划”，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云南漾濞核桃、宁夏盐池滩羊、安徽休宁泉水鱼等都是独特历史文化底蕴和自然生产条件下孕育出的“农遗良品”。以农业文化遗产地的资源优势建设地理标志区域品牌，将比较优势逐步放大，打造遗产地区域经济“增长极”，进而形成“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有我独特”的稀缺性全球农产品竞争力。
中国传统农业底蕴深厚、历久弥新，农业文化遗产所蕴含的农耕智慧与实践经验是千百年来传承的“先进科技”，是融经济、生态、文化等于一体的“活态”珍宝。如果我们能立足我国博大精深的农耕文化，更加深入挖掘其多重价值，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必将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助推农业强国建设。
（卢勇系南京农业大学金善宝农业现代化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杨源禾系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徐驰系安徽新华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