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上了年纪，最近发生的事老是记不住，而过去经历的事却怎么也忘不了。我八十岁的老母亲也不例外。每次收到从某地邮局寄来的汇款单，高兴之余，都会深情回忆曾经的往事。临了，以“没有共产党的好政策，哪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一句话作结。
究竟怎么一回事？还得来回穿越，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说起。
1958年2月，17岁的母亲应招进邮电局，当了一名电话机修理工。工作不满3年，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1962年7月，邮电局为减轻负担，渡过难关，精简机构和人员，母亲成了下放工人。
母亲回家后，因全家人口多，粮食又特别紧张，食不果腹。无奈之下，到她嫁在江南农村的姑妈家寄住。相比较于城市，在填饱肚子方面，农村毕竟要稍微好一些，再不济，至少还有些粗粮、瓜果、野菜等充饥。母亲在江南生活期间，不承想，被我爷爷、奶奶相中。在爷爷、奶奶看来，秀气、文静的母亲与我英俊、厚道的父亲是天生的一对。母亲的姑妈禁不住我爷爷、奶奶的反复央求，带我父亲上门提亲。父亲以他的朴实和勤快，换来了外公、外婆的默许，终成就了一桩异地姻缘。一年后，邮电局托人捎话，通知母亲复工。此时，母亲正生了我姐姐坐月子，一时无法回城上班。因捎话的人没有及时反馈母亲的境况，再加上信息闭塞、通信不畅，母亲自此在农村扎下了根，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
当年，农村管理体制以队为基础，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生产队是最基本的核算单位。土地由集体耕种，从事农活的叫社员，也叫劳力。按工分标准，男性壮劳力“足工”10分，其余的9分、8分；女性壮劳力“足工”8分，其余的7分、6分。六十岁以上的老人相应减少分值，也就6分、5分。工分是口粮的依托、社员的命根。我父亲年轻力壮，从不偷懒耍滑，舍得卖力气，累活脏活抢着干，每天都是“足工”，连年获评先进，墙上花花绿绿的奖状一大片。头两年，母亲因干农活不太熟练，算不了“足工”，出勤一天记7分。为多挣点工分，每到大忙季节，母亲让未成年的姐姐和我，在假期或星期天，也出个工，除干些除草、拣麦穗、摘棉花等轻活外，在人手紧缺时，也干过插秧之类的累活、脏活。
即便是父母全年无休，姐姐和我多少也能挣点工分，到年底“分红”，相对于劳力多的家庭，我家几乎年年“透支”，全部工分都抵扣不了口粮钱，不足部分先欠着。印象中，年景最好的一年，我家分得了20多元钱的“分红”。只见父亲猫身门后，手指沾上口水，把钱数了一遍又一遍。挣工分的年代，贫穷成了生活的底色。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从广播中听说国家要落实有关下放工人的政策，我母亲满怀喜悦和希望，乘小渡轮过江，只身找到了原来的单位。但因年代久远、单位搬迁、机构改革，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再加上母亲识不了多少字，拿不出确凿的凭据，连跑好几趟都被劝了回来。后来，在邮电局劳资科一位老同志、老党员的帮助下，母亲终于在那一年的大年夜，收到了一张80元的汇款单——单位发放的当年度下放工人生活补贴。面对这一张汇款单，母亲喜极而泣，一夜无眠。事后经打听，母亲知道了事情的原委。那位老同志、老党员出于对工作强烈的责任心，出于对母亲真挚的同情心，放下手头工作，放弃休息时间，不惜劳顿，不厌其烦，辗转好几个部门，搜遍角角落落，终于在一只字迹模糊、破旧不堪、沾满灰尘、偏安一隅的文件袋中，找到了母亲的档案，证实了母亲的身份。随即，帮母亲填表、申请、报批，最终落实了下放工人政策，并亲自把汇款单寄到母亲手中。
以今天的物价水平来看，每年80元钱的生活补贴，根本算不了什么，但在当年一个工分仅值五六分钱的艰苦年代，简直就是一笔“巨款”。靠着母亲每年年底如期而至的汇款单，我读完高中，考上大学。之后，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姐姐进城当了工人，弟弟拜师做了裁缝，我大学毕业，走上了教师岗位。我家的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天天好了起来。
新世纪初，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在经历了由“合”到“分”，由“分”到“合”的嬗变后，实现了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农活由职业农民干，全程机械化作业。父母再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看天吃饭”了，每年都拥有固定的承包地租金收入。母亲的下放工人生活补贴，也由当初每年80元上涨到了每年1万多元。10年前，得益于我市出台的好政策，父母在一次性缴齐一笔款项后，由“农保”转了“城保”，每人每月领取2000多元的养老金。现如今，再也不愁吃穿、不愁没钱花的父母，虽年逾八旬，却精神矍铄、身心健康，安享着幸福的晚年。这一切，要是搁在以往，恐怕连做梦都梦不到。
有位哲人说，风可以吹走一片叶子，但吹不走一只蝴蝶。记忆也一样，有些事，有些情，永在心灵深处。每次收到汇款单，母亲总免不了唠叨几句，既感慨过往，更感恩党的好政策。
丁学东（作者系张家港市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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