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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第一书记”

2020年09月04日 09:19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王涛(左)和村支部书记方长建核对村集体账目。本报记者冯大鹏摄

  “他年纪和我儿子差不多,却能撑起这么大的事,靠啥?靠扶真贫的决心和真扶贫的干劲。”

  “来时白净净,现在黑不溜秋;春天花粉过敏戴口罩,冬天颈椎病犯了戴护颈;我真心疼,但替不了他。”

  “驻村期间,女儿出生,王涛没回去,也没告诉大伙,太见外了。他给女儿取名‘美淅’,意思是‘大美淅川’,说明他没把自己当外人。”

  “你,干啥来的?”

  “来旅旅游。”

  “我们这破地方有什么可旅游的!”

  2017年8月4日,深度贫困村——河南淅川县毛堂乡银杏树沟村来了一位陌生的年轻人,不时拍照,还入户走访。

  方长建光着膀子、骑着摩托正在村口“把风”,忙上前盘问。不久前的扶贫检查中,银杏树沟作为“软弱涣散村”被全省通报批评,“防暗访”成了这位村委会主任的重要任务。

  “你们村多少人?有啥产业?咋扶贫?……”

  “一定是来暗访的。”年轻人一串问题,让方长建慌了。“您是党员吗?”“不是。”“贵姓?”“姓黄。”

  5天后,县里来人宣布:国务院研究室选派王涛驻村任党支部“第一书记”。等王涛讲话时,方长建惊呆了,竟是那天来“旅游”的年轻人。他提前一周就来了,县情、村情摸了一遍。

  “这变化,别说想,做梦都梦不到。”三年过去了,银杏树沟不仅脱了贫,还用参股等方式,联办了6家集体企业,2019年村集体收入500多万元,走上乡村振兴“快车道”。

  回想起与王涛初次见面的那场“乌龙”,已担任村支部书记的方长建还有点脸红。

  “国务院领导来都不见得行,何况是个兵”

  “吃水靠水窖,出村靠地跑,手机当手表。”这是俺村的原貌。全村175户629人,贫困发生率41%。村集体欠外债,村“两委”也散了,一穷二白,一盘散沙。

  王涛进村那天,场面很冷清,只来了10多个人。王涛讲:“我既然到了这个最穷的地方,就一定要把这儿打造成淅川最好的地方。”

  大伙议论:“吹吧!这个烂摊子,国务院领导来都不见得行,何况派个兵?”“虽然王涛是北京大学硕士,又来自大机关,但农村事不好搞,光靠热情不行。”

  党员、干部开会来不齐,群众会更开不起来,王涛却不灰心。他说:“这地儿啥都没有,我反而很兴奋,因为可以做很多东西,我就是要找这块试验田。”

  他带着自己写的一封信《给大家说说心里话》,敲门走访。碰到识字的,就给他们看;不识字的,他就念。他说:“我要让大家明白,脱贫攻坚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吃水难、行路难、打电话难”是压在村头上的三座大山,三个月时间,王涛就协调办成了通水、通路、通信号三件大事,用变化鼓起信心,用实干赢得信任。

  入村一个月,王涛再召开群众大会,当时来了不到30人。王涛态度坚定地宣布:村里要成立“一工一农”两个公司,一个是“劳务公司”,一个是“农业公司”。我根本就不懂“企业”是个啥,王涛跟我商量时,我心里打退堂鼓。“农民都是各想各的,各挣各的钱,不会听你的。”他说:“我来不是单纯送钱送项目,而是要带动、激励大家一起致富,共同过好日子;其中关键就是要把大家组织起来。”

  劳务公司挂了牌,可没几个人报到。

  “长建,人你来动员,其他事我负责。人一到位,劳务项目就开始。”王涛给我下了死命令。

  咋办?旁人不好说,我就从自己家人下手,劝在淅川县城当厨师的儿子方明园回来加入劳务公司。

  “我现在一个月能挣4000块,回去能有啥发展?”儿子不愿回。

  “人家王涛从北京来给咱村干事,别人不支持,咱得支持。你回来先试试,不行再走。”

  后来我动员亲戚朋友,陆陆续续凑了十来个年轻人。这时,项目真来了。王涛从北京一家公司获取了土壤固化剂专利技术使用权,我们先在一段土路上试验了一把,很成功。县里验收后,就给了一段公路项目。

  2017年腊月,天寒地冻的,大家就干起来了。每天早上6点,劳务公司项目部的临时会议室里就已经坐满了人,王涛就在工地上给大家开晨会。“思想提纯、精神回炉、付出绝对”口号山响……由于干劲足,技术新,用传统方法三个月才能修成的路,半个月就干成,为村集体赚来了“第一桶金”——300多万元。

  “王书记,你可真厉害!这么多年,村里没见过这么多钱。”我由衷赞叹。“这才到哪儿啊。”王涛却说,“银杏树沟村要走的路,远着呢。”

  “产业发展到哪儿,哪里就是银杏树沟村。有多少人为我们服务,我们村就有多少人”

  劳务公司挣钱了,王涛提出要改善人居环境,由村集体出钱,?贴群众改善住房。开村民大会那天,回来了200多人,“得来听听,看有啥好事情。”大伙争先恐后。

  每户补多少?会上争论激烈。“5000元够了,最多8000元。好不容易集体挣点钱,可别花歪了。”王涛说:“光靠劳务撑不起村里的未来,我们还要发展产业挣钱,人居环境改造是美好生活的起点,标准不能低,建议每户补15000元。”

  “淅川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地,有山不能养畜、有树不能砍伐、有水不能养鱼,产业搞不起来。”大伙满是疑虑。王涛说:“虽然外部条件限制,但思想不能锁死。我们要走出去,产业发展到哪儿,哪里就是银杏树沟村。有多少人为我们服务,我们村就有多少人。”

  2018年5月,村居改造开始了。叮叮当、叮叮当……村里一片施工的声音,附近的建筑队都找空了。过去,村里土房占60%多,经过一改,整齐的徽派民居,面貌一新。

  村居环境改造好后,大家都很满意:村里几百年没啥变化,变成这样就行了!可王涛还要继续往前走:“修路项目,靠的是政府支持,我们不能总求政府照顾,要自己闯市场。”

  早在村居改造前,村里已流转土地种玫瑰,可王涛想的是把玫瑰产业化,要到外村,甚至外县包地、合作建厂。我首先想不通:“你王涛是银杏树沟村的‘第一书记’,管外村、外县的事干啥?”

  2018年底,王涛领着大伙去外地产业发展好的村参观,回来后,我们明白了:规模越大、平台越大、产业越大、市场越大。

  如今玫瑰花田村里有、外村有、外县有,玫瑰花茶、玫瑰纯露、玫瑰酒、玫瑰醋等一系列产品,也像变戏法一样陆续推出,还通过电商卖到了全国。在金河镇,村里联办了环保砖厂,生产用粘合技术做的透水砖;在仓房镇,联办了一家矿泉水厂,还在整合打造村里专属的“芈月山”品牌,开发乡村文旅产业……村里还设立了创业基金,鼓励村民创业创新。

  从无到有,从有到强,如今,每一项产业,都如同一个繁茂的枝杈,聚在一起,撑起了银杏树沟村集体经济的大树。

  2018年底,穷了多少年的银杏树沟村不仅整体脱贫,还成了远近闻名的“牛气村”,外村人都羡慕的很,说凤凰落到这儿了,直到现在,还有人专门翻山头过来看哩!

  “过去是不会干,现在会干了,还越干越想干”

  我也算是个老村干部了。2004年,我就进入村“两委”班子。

  能当村干部,说明咱也不是没本事人。上个世纪80年代,我就跑到河北去包砖厂;1993年,我就买回了村里第一台电视机;自己养猪养羊,还买了一辆三轮跑乡村运输。

  但自从当了干部,越干越穷、工作越干越差,慢慢地心里也没干劲了,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如今再对比,我觉得差在思想旧、短在办法虚、弱在眼界小上。

  王涛来了后,先给了我两盒圆珠笔,说:“作为资源匮乏型贫困村,发展更要和大的政策背景结合。”让我没事翻翻书、做做笔记。

  这几年,我这个没啥文化的农村人,认真读书、看报、看《新闻联播》,发现啥“金句”,就记到小纸片上、装兜里,有空就掏出来看看,都攒了几百张“学习卡”了!

  这一学,思想就活了。过去闷头干,政策下来一两年了,还不知道路该咋走,现在抬头干,知道学上级的思路和别人的办法。看新闻一对比,越发觉得咱村走到前头去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俺村也是个“红旗村”,村集体有草绳厂,学生学费都不用交。

  后来,集体经济垮了,人心散了,为争个低保,跟村干部打个头破血流。现在集体经济强了,人人有收入,人人有活干,心越来越齐了。王涛说:“我们就要搞集体经济一家独大,治理模式、产业模式,决定着群众信不信你,跟不跟你走。”

  王涛常对村干部说:“农村治理是立体的,但核心是支部班子建设和引领作用发挥。”他把“做一个负责任的党员,建一个负责任的班子,留一个负责任的摊子”三句话刷在墙上。

  说实话,“班子”这个东西,我以前觉得很虚、也很散。王涛刚来时,村支部班子只剩我一个“留守干部”,一个在家养病,一个撂挑子外出打工;村支部借废弃的村小学办公,屋顶还塌一半,连个党旗都没处挂。王涛就搞“邻家支部”,在群众家开“党群联席会议”,先把“班子”聚起来,再带群众转起来。

  外出打工的,他把人家请回来;工作优秀的,吸收进来。如今,干各项事,“两委”班子都冲在前头。从这个变化,我明白了个道理:“班子”是要带的,“班子”是能建好的。村干部们都觉得:过去是不会干,现在会干了,还越干越想干。

  2019年8月,本来已经驻村期满的王涛放心不下村里刚发展起的产业,又主动申请,再延期一年。

  他能多留一会儿,我自然高兴,但我心里也清楚,“第一书记”不可能永远留在这个山沟沟里,他走之后,这么大的集体资产怎么才能运营好、发展好?

  “王书记,这是你第二个家乡,回去后,可不能撒手不管。”王涛说:“光靠我咱村走不远,乡村振兴的担子要交给咱村自己培养的年轻人,以人化人,以人育人,一茬接一茬干。”

  村里刚开始创业时,王涛就特别注意吸引年轻人回乡,这几年,有七八个年轻人在村里的产业上干,成长很快。我儿子方明园自从跟王涛搞了修路项目后,就再也不提回城当厨师的事了,现在是砖厂的副总经理。一个过去内向、话都说不好的孩子,三年不到,懂财务、会电脑、通管理,是王涛把他带出息了,是村里事业发展长了他的本事。

  去年村两委换届时,两个年轻党员被吸纳进“两委”班子,开始渐渐独当一面。

  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也不断被吸引回来:1983年生的肖永福在村里开起了养鸡场;1998年生的张攀辞掉郑州的工作,当起了村里的信息员……就像王涛说的,有了持续的产业和持续的人才,就有了一支带不走的乡村振兴队伍。

  更让人高兴的是,王涛不仅激发了大人,还激发了娃子们。村里10年没出过本科生,王涛来后,设立了乡土人才培养基金,每年向每个本科生补贴一万元,三年来,村里已出了13个本科生。

  现在啊,看着村里越来越多的年轻面孔,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三年前,那个被我拦在银杏树沟村口的年轻身影。(记者 林嵬、袁月明)


(责任编辑:景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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