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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社企:助力脱贫攻坚新模式

2018年06月12日 10:09   来源:人民政协报   

  马蔚华没想到,影响力投资与社会企业会如此吸引眼球。

  去年,应社会组织管理部门之邀,他给300人讲解影响力投资,报名却超过了1500人。

  现场之火爆,让身为招商银行原行长、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的他意识到,不仅公益圈,投资界的新锐们也在紧盯这个领域。

  无论是社会企业还是影响力投资,目前在我国均没有权威定义。一般来说,社会企业被认为是“以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机构”。至于影响力投资,马蔚华认为有两个原则,一是追求正面的财务回报,二是显著的、积极的社会影响力。然而,关于“影响力”如何测量,目前国内外尚未有统一的标准。

  有学者把公益事业从内而外可以简单划分为“慈善”“公益”“社会创新”三个圈层,是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到“渔场生态系统化改造”。当到了社会创新层面的时候,公益领域已经开始需要融合商业思维和可持续模式探索,而社会企业是其中探索之一,被认为可以解决传统公益组织不能自我造血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当商业资本投向社会企业,就成为影响力投资的一种典型形态。

  5月30日至6月1日,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2018年会上,社会企业成为投资领域的一个关注热点。

  本届年会以“影响力投资助力脱贫攻坚”为主题,倡导借助社会企业的力量,用社会企业的方式推进精准扶贫工作。“影响力投资是公益慈善发展的一种必然。”马蔚华说。

  “社企”在路上

  2010年,秦玥飞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到湖南农村当了一名大学生村官。头3年,他在一个名为贺家山的村庄开展服务,尝试修水利、建敬老院、修路等,虽有成效,但他意识到这只是在给当地“输血”,“一旦我们离开,输血式资源就不会再发生作用。”

  “我们得搭建一套人才流动的机制,让优秀人才愿意到农村去。”秦玥飞说。于是“黑土麦田”公益组织应运而生,以青年下乡服务的方式带动产业扶贫。

  这些青年既有清华、北大、哈佛等学校毕业的高材生,也有退伍返乡军人、打工返乡青年和留守在家的创业青年。秦玥飞认为,优秀青年的自身特长以及他们为贫困村带去的服务,可以促进产业扶贫模式的发掘和培育。

  在黑土麦田“农村创客”计划的推动下,青年“创客”组织村民开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比如在湘西,“扶贫创客”带着村里留守的苗族妇女,发掘苗绣技艺做成产业,接海外订单,月均订单总额约10万元。

  秦玥飞介绍,成熟优质的、以扶贫为目的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升级为公司,优质的“扶贫创客”在两年半服务期满后可以升级成为乡村创业合伙人。

  从“输血扶贫”到产业扶贫,再到“农村创客”平台式扶贫,黑土麦田的运营模式,逐步打破传统公益与商业之间的界限,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社会企业的模式探索。

  以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为代表的业内人士认为,扶贫、助残、养老、教育、环保等领域其实已经出现商业模式成熟的社会企业,并具备规模化扩展的要素。

  本次年会上,商业公司水滴筹拿下“年度社会企业”及“医疗及大健康奖”两大重奖。评委们认为,这家公司在慈善法未予规制的“个人对个人捐助”即传统慈善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其被称为“社会企业”的根本原因。

  天然“姻亲”

  为促进国内影响力投资事业发展,南都公益基金会宣布,作为投资人出资5000万元参与禹闳资本新设立的影响力投资专项基金“禹禾基金”,致力于推动国内社会企业的发展。

  早在2010年,南都公益基金会即与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的社会企业家项目合作,持续4年对社会企业予以资助,共支出360万元支持24家社会企业。然而,实践证明,资助并非最好的推动方式,社会企业应有其自身的商业发展模式。

  南都基金会转而尝试无息贷款项目,却又遭遇两大挑战。

  一是来自监管方面的不理解。二是人才缺乏。

  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彭艳妮说,2015年,该基金会为社会企业工蚁坊提供无息贷款,签订的是捐赠合同,“我们以资助的形式给钱,工蚁坊还钱也是以捐赠的形式,这相当于君子协定,假如对方不还钱,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的。”

  为了更加合规,第二个无息贷款项目是将资金捐赠给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通过其控股的富平小额信贷公司贷款,为社会企业耳目网提供支持。耳目网致力于构建残疾人网络社区,向企业筹集适合残疾人的工作岗位或佣金任务,并根据任务要求开发技能培训课件的方式,帮助残疾人创造价值,提高家庭收入。

  两次试水后,南都公益基金会认为,做影响力投资需要一个“过桥机制”,要么像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那样控股专业投资机构;要么与专业的影响力投资机构合作,将投资与基金会业务相对隔离,降低投资风险。

  问题是,中国有真正的影响力投资机构吗?

  禹闳资本在2007年创立之初就明确了社会价值导向,新成立的禹禾基金,重点关注健康养老、文化教育、绿色农业、低碳环保这4个领域。

  禹闳资本创始人唐荣汉说,从近年投资实践来看,社会企业投资的回报率并不明显低于其他领域的投资。基金会与投资公司在影响力投资方面几乎是天然的“姻亲”。基金会在投资的“前端”做好培育———资助公益组织在管理与运营方面发展成熟,具备向商业转型的条件。投资公司可以在“中端”和“后端”以资本和服务推动社会企业发展。

  唐荣汉表示:“作为社会企业的外部投资人应有创业合伙人心态,投入更多的精力给予所投企业帮助和支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影响力投资是一种有‘洁癖’的耐心资本。”

  空间巨大

  2015年,年轻的沈杰决定离开待了14年的物联网研究岗位,“想找个垂直行业,跳到‘坑里’去真实体验一下。”

  第二年,致力于渔业发展的公司庆渔堂应运而生。公司业务并非自己养鱼,而是把物联网和渔业深度结合,服务养殖户,带动产业扶贫。

  “总体来讲,一是实现高效益提升,增加养殖户收入,带动产业扶贫;二是高品质提升,让鱼更好吃、更安全;三是实现循环利用,达到零排放的要求。”沈杰说。

  这家公司的未来3年规划中,年增长率保持300%以上,“可以实现1个农民带动3个农民的经济发展,到2020年可以服务12万用户。”

  该模式被投资人看中,本届年会上,庆渔堂与江苏亲近母语文化教育优先公司分获禹闳资本1500万元和1600万元投资。与此同时,上海益老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也获得广州谷丰园健康产业投资公司500万元投资。

  “中国自有市场非常巨大,只要技术与方法使用得当,很多行业都会成为今后创造财富、创造社会价值非常好的土壤。”沈杰说。

  徐永光也认为,如果资金规模达到千亿级,就能批量解决个人大病救助的社会问题,影响力投资可助推社会企业成为某些领域的“独角兽”。

  马蔚华表示,在政府投入和公益慈善领域资金总额之外,有着影响力投资发展的巨大空间。

  为此,他身体力行,不仅出席各大活动场合发表演说,还操盘资金总量达50亿元人民币左右的影响力投资。

  不久前,四川省成都市政府出台“红头文件”,规定社会企业可在工商部门注册,随后开启了社会企业评定工作。政府在执行层面的推动,此为首例。

  与此同时,深圳市福田区政府已开始试水影响力投资。

  去年12月1日,该区发布“关于打造社会影响力投资高地的意见”,要打造5种业态:一是推动社会影响力债券出台,企业只要发社会影响力债券,政府补贴2个百分点,连贴3年;二是推动一批社会影响力投资政府引导基金子基金的设立,区级政府拿出引导基金110亿元;三是发展慈善信托;四是支持社会企业发展;五是鼓励社会责任型投资。

  政府打造“高地”,更注重实践的样本价值。该区副区长何杰说,打造社会影响力债券要具有“标杆意义”,要“探索出可复制、可借鉴和研究的债券或项目”。


(责任编辑:景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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