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梅
乡贤治理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是一种值得尊重的传统社会管理制度。乡贤是乡村中最早的领导者，他们不仅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更要承担道德教化、管理事务以及教授技能的职责和任务。
《周礼》是一部记录周代社会管理制度的经书，也是我国社会管理肇源性的典籍，《周礼之地官》中与乡村密切相关的官职有许多，比如“乡师”“乡大夫”“族师”等，都是官方的正式编制，负有具体的行政职责。由此可见乡贤治理是中国古代乡村最早时期的社会管理的一种制度性设计。这样的制度性设计一方面源于古代先哲对基层社会人群的基本认识，对人性、人情的深刻理解（人有七情六欲，品行有良莠之别）；另一方面也是源于对和谐有序社会建构的管理需要。尽管它是农业社会和当时落后生产力的产物，但其“崇德、修特、辨惑”的价值追求和乡村社会管理模式在今天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重构与创新乡贤文化，建立乡贤管理机制是解决今天农村问题的着力点。从历史来看，自先秦到明清，中国乡村社会管理有三个基本的要素，宗族、乡绅和乡里。乡贤是乡绅中的良士，《汉语大词典》解释为：“乡里中德行高尚的人。”他们或以吏治清明，或以道德品行而闻名于世。在漫长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乡绅或乡贤始终是乡村社会建设、风习教化、乡里公共事务的主导力量。
尽管目前乡村的诸多问题，包括文化空心化、劳动力弱化、部分地区生活贫困化以及传统文化丢失、城乡发展不均衡、社会保障不健全等，多数是由制度缺陷和我们的管理造成的，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述乡村问题还需要从制度上去解决。但在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还一直存在着一种浓厚的重贤、尚贤的优良传统，并因此构成了独特的中国乡村文化。乡贤源自民间，不仅熟悉乡里的人情、社情，对乡土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还在发挥自身的道德熏染中养成了良好的家风、族风，对所在乡里的社情民意影响至深。一方面在长期的生活生产中获得了来自于民众的信任，“天然”地拥有基层社会赋予的权威；另一方面又熟悉政府的法令、政策，在参与地方事务的管理中与地方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乡村精神风貌的影响、乡村经济的发展更能发挥重要作用，并及时有效地解决乡里的问题。
与城市相比较，乡村宽阔、绿色、闲散、自由，但同时也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无序与落后。这样对立冲突的社会治理要顺势而为，从乡村聚集培育“贤者”，既顺应了乡村社会本身发展的历史逻辑，又让人情社会获得内生动力，有利于发挥村民主体性作用，并在乡贤的带动下，回归农业精神，重拾乡村秩序，使乡村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力量。
构建乡贤治理的生态体系，要将其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推进。乡贤治理，不能仅仅限于理论、经验的阐述，全国67万个村庄，应将其作为一项范围深广、主体多元的系统工程来考量和设计。在全面系统地对乡贤文化的历史脉络、治理经验和运行规律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创新，进而提出与地方乡村文化特征和实际情况相契合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宏观层面，持续关注“乡贤—乡村”关系的调整，以核心价值凝聚“乡村振兴共识”，引领结构性改革方向。要重新定义乡贤，扩展乡贤的内涵，构建超越“古代乡贤”的现代乡贤文化体系。中国古代社会乡贤的地位大多是通过取得功名、学品和官职而获得的。而今天的新乡贤是“党委政府眼中的参谋，村干部倚重的好帮手，老百姓心里的德高望重者”。
中观层面，统筹建立并不断更新完善乡贤治理机制。一方面，优化乡贤的参事与对话机制。成立专门的社会组织，鼓励乡贤积极参与乡村公共建设和公益事业，邀请其担任出谋划策的智囊，参与乡村会议，对关涉乡村振兴与发展的重要事件和决策发表咨询意见和建议。另一方面，完善乡贤的回馈与服务机制。建立乡贤与乡村之间持续性、常态化的情感沟通与联谊平台，以促进和形成乡贤支持、反哺家乡建设的良性循环，构建乡贤人才集聚、培养和发展制度，乡贤表彰及回乡制度，乡校（道德讲堂）建设，乡贤文物、典籍的整理与学习等。
微观层面，深入探索各级各类乡贤治理的现实路径。其一，乡村社会治理，需要能够调解矛盾、维护稳定，并在乡里乡间具有较高威望的意见领袖类乡贤；其二，引领乡风文明，需要具有良好家风和人格感染力的道德模范类乡贤；其三，扶志扶智，需要具备较高知识文化水平与地方发展经验的建言献策类乡贤；其四，引资助善，需要拥有一定经济实力和丰富社会资源的企业家类乡贤。不限于此，凝聚各类乡贤，形成强大合力，方能共同谱写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作者系电子科技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景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