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正午，走进充满“乡愁”的乡村小道，只见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花茂村农家乐“红色之家”被田园绿色和繁花包围着。送走一拨又一拨客人，老板王治强笑得合不拢嘴：“我们这儿要向习近平总书记报告，党中央的扶贫政策落实得很好，乡亲们都在笑。”
2015年6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花茂村考察时指出，党中央制定的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哭还是笑。要是笑，就说明政策好。
贵州是全国贫困程度最深、脱贫任务最重、实现同步小康最艰巨的省份之一。通过统筹推进精准扶贫，花茂村实现了田园风光、红色文化、陶艺文化与产业发展有机融合，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变化。而整个贵州，也正在举全省之力打一场输不起的脱贫攻坚战。全省纪检监察干部认真落实中央和中央纪委要求，积极投身这场攻坚战中，持续深入到一线、到群众中去，切实扛起监督执纪问责之责。
机制创新 让监督触角无处不在
7月29日，记者见到遵义市播州区鸭溪镇纪委书记周显忠时，他正在和区纪委第四纪工委书记王汇江研究利用晏坎村水务工程一事一议项目截留贪污案在全镇开展警示教育。
“此案现已查处了鸭溪镇财政所长罗国洪等5人，我们要充分利用身边查处的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强化震慑。”王汇江介绍。
“我们？王汇江不是第四纪工委书记吗？鸭溪镇不是有纪委书记吗？他怎么管到了这里？”这就要介绍他的另一个职务——鸭溪镇民生监督组组长。
原来，贵州省为切实加强扶贫领域的监督执纪问责，创新了基层纪检监察管理体制。
通过整合县（区）纪工委监察分局和乡（镇）纪委人力资源，贵州省以乡镇为单元设立民生监督组，由县纪委常委或县级派驻纪工委书记兼任3-5个乡镇民生监督组组长，乡镇纪委书记担任副组长。民生监督组不仅有乡镇纪委同志，而且还有县直机关同志，可以抽调、组织所管辖民生监督组开展集中巡查、交叉检查，重大问题线索由县纪委统筹安排处理。
遵义市播州区纪委监察局第三区域协作联动组工作岗位牌
“创新基层纪检监察管理机制，是为了解决长期以来乡镇纪检机关存在的主业不清、职能弱化、同级监督难，不敢、不会、不愿监督等突出问题。”贵州省纪委常务副书记、省监察厅厅长黄文胜说。同时，还通过延伸监督触角，在全省18693个村居组建民生监督员队伍57398名，及时发现苗头性问题。
通过改革，增强了监督执纪独立性、权威性，机制创新带来的活力得到彰显。
之前曾在毕节市源村乡代管纪委工作的王成，一年下来，只办了村里某党员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半个”案子。而通过创新机制，转任沙土镇纪委书记的王成在改革后的3年多时间，共发现问题线索512个，立结案48件，处分副科级干部5人、站（所、校）长9人、村干部34人，收缴违纪资金36万元。
机制创新激发了监督活力，案件办理效率、成案率、质量明显提升。2014年至2017年6月30日，贵州省1458个民生监督组，共发现问题258041个，立案33423件，处分31473人，移送司法机关1614人，涉及金额26.46亿元，返还群众6157.12万元。
纳雍县骔岭镇铁厂村民高兴地领回被侵占资金
铁纪发威 让身边腐败无处遁形
今年4月的一天，雷山县大塘镇桥港村路上散步的老汉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路人，这位路人亲切地询问他：“老伯，你家列入危房改造了吗？补助资金到手没？”老汉没想到这位“路人”就是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厅长黄文胜。
老伯说：“村里修路筹了钱，说好占我们的地要给补偿的，现在路修好都五六年了，也没有见到钱。”
省纪委立即责成地方纪委进行调查，不久，12户村民收到了被拖欠的共33万余元占地补偿款。大塘镇纪委在调查的过程中，还发现村干部和亲属重复领用危房改造资金的问题。经查，桥港村原村主任李绍宏违规套取危房改造款5850元，桥港村原村支书、村监委主任李玉伟违规套取危房改造款6775.5元。2人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脱贫攻坚，重心在基层、主体在基层、落脚点也在基层。
“护民生、促脱贫”，深挖严查扶贫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必须“身入”群众之中。贵州省纪检监察系统在全省范围启动了为期三个月的“访村寨、助攻坚、强监督”专项行动。
“省纪委监察厅领导班子成员带头，各自深入联系的市（州），选择3个村开展走访活动。每个村走访时间不少于1天，走访村民不低于10户。”省纪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同时各市（州）纪委监察局领导班子成员，每人选择6个村进行走访；县（市、区）纪委监察局领导班子成员，每人选择9个村进行走访。
黔南州福泉市纪委干部到村里对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开“院坝会”
六盘水市纪委对在专项行动中走访发现的六枝特区岩脚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蔡小安等4名纪检干部存在履行监督责任不力的问题，进行责任追究并在全市通报。
带着问题走、带着情怀访、带着责任督……全省市县乡三级纪检监察机关已走访村居1.1万多个，走访农户19万多户，发现问题18793个，办结7508个，立案926件，处分188人，移送司法机关18人。
扶贫领域违纪问题隐蔽性强，群众监督显得乏力，为此，贵州省在职能部门自查自纠基础上，每年省级层面统一安排2个、各市（州）再自选开展1至2个专项监察。
“专项监察对群众反映问题集中、局部发现问题较多的系统和领域，逐个梳理，要求见人见项目见资金。”省纪委有关负责人指出，集中力量一个领域一个领域来，务求挖深、吃透，一步一个脚印。
2015年以来,先后组织开展了全省中职和普高学生助学金、农危改补助、家电下乡补贴、微企补助、信贷扶贫资金、农饮水项目建设资金等专项监察。
通过专项监察，精准发现和查处了截留、挪用、套取、骗取项目资金等违纪行为，形成了有力震慑。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中职和普高学生资助金、扶持微企补助资金、家电下乡补贴资金、信贷扶贫资金专项监察共立案2609件，处分2118人，移送司法机关132人。
抓住“关键少数”，是严查扶贫领域违纪问题的关键，贵州紧紧盯住村居干部这一群体，制定出台了《贵州省国家公职人员、村（社区）干部落实惠民政策行为规范》，明确提出“四要五严禁”，建立申报、公示和抽查制度，规范基层干部落实惠民政策行为，全省共有106390名村（社区）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申报了本人及近亲属享受非普惠制惠民政策情况。
“村居干部直系亲属享受惠民政策要公示，上级按照20%的比例进行抽查，通过抽查如果发现没有进行公示，这就是问题。”省纪委有关负责同志深有感触地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让老百姓知情就是管用的监督。”
同时，全省还探索运用科技手段加强扶贫项目监管，试点建立“民生资金云”大数据平台，及时研判分析预警问题。
越织越密的监督网，越来越严的纪律要求，让扶贫领域违纪问题在贵州无处遁形。
黄平县旧州镇草绿坪村老百姓通过民生资金查询平台查看惠农资金情况
问责发力 让人人扛起扶贫攻坚责任
7月28日，贵州省纪委监察厅网站通报的一起扶贫领域被问责的典型案例引起媒体广泛关注：2012年4月至2016年5月，玉屏县扶贫办发生了涉及县扶贫办党员干部11人、银行工作人员1人、企业8家，累计收缴违纪资金378万余元的严重腐败窝案。
该案发生后，铜仁市委、市纪委主要负责同志对玉屏县委书记王俊铭和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德振进行了约谈;县人民政府原党组成员、分管扶贫开发工作的副县长罗宁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及组织调整;玉屏县扶贫办前后两任纪检组长柏先杰、吴本松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留党察看一年及行政降级处分。
把问责作为倒逼责任落实的“利器”。对扶贫领域违纪问题多发频发的地方、单位，在严肃处理当事人的同时，倒查“两个责任”，以问责促担当，让人人扛起扶贫攻坚责任，是贵州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的厚重工作底色。
7月，省纪委监察厅派出四个督查组，分赴2016年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挂末的安顺市和天柱、思南、关岭、普定、独山五县，对一市五县在全省第三次大扶贫战略行动推进大会上的整改承诺落实情况进行跟踪监督。天柱县对工作不力的4个乡镇和3个部门进行约谈问责，组织调整1人，诫勉谈话7人，批评教育26人。关岭县对履职不到位、作风漂浮甚至损害群众利益的干部采取“召回学习、组织处理、纪律处分”方式进行处理，召回学习18人、组织处理4人、纪律处分18人……
听其言更要观其行、查其效，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问题导向，定期梳理汇总信访举报，会同市州和有关部门加强对全省扶贫情况进行跟踪了解，对搞数字脱贫、虚假脱贫的，对扶贫工作不务实不扎实、脱贫结果不真实、发现问题不整改的，按照有关规定依纪依规严肃问责，使脱贫成效让群众认可，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通过下发监察建议书、约谈相关负责人、组织召开警示教育大会等，以案促改、促建、促责、促教，实现查处一批案件、警醒一批干部、堵塞一批漏洞、“铸廉”一个领域。据统计，2014年以来，贵州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通过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腐败问题，对民生领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不力的757名领导干部进行了问责。
贵州省纪委监察厅网站通报扶贫领域典型案例
贵州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夏红民告诉记者，“下一步，贵州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将按照中央纪委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的部署，紧紧围绕‘护民生、促脱贫’主题，开展监督执纪问责专项行动，针对扶贫领域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推进脱贫攻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对胆敢对扶贫资金财物‘动奶酪’的严惩不贷，以铁的纪律服务保障脱贫攻坚。”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崔平宁 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 邱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