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到大,见过不少的工作组,唯有30多年前的那个县委工作组印象特深,总会不经意间想起。
工作组来村(那时叫大队)的时候,我正在上中学,因为4年中他们一直住在我们小组(那时叫小队),经常见面,所以彼此熟悉,至今仍有联系。工作组组长姓何,个头不高,平时讲话不多,常穿一身没有领章的“军干服”。听说他的官最大,是县委常委兼公社党委书记,按说常委职务更高,但从未听人喊他何常委,大家只叫他何书记。跟着何书记驻点的组员每年均有两位,头两年是县里来的“方同志”和“王同志”,后来又换成公社农技站的“老王”和“小匡”,队员虽有变动,但工作组的名称、任务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作风一直没有变。
当年的小队长是我的一位族伯,前几年听他讲,工作组进驻前几天,大队干部就通知他为队员找住户,要求大小队干部家不住、孤儿寡母家不住。几位小队干部很快列出几户人家逐一比较,最终倾向于住到吴家,吴家有一间“收捡屋”可以利用,几个孩子还小,可以合住再腾出一间。
吴家有个女儿跟我同学,出于好奇,有几次我以借书为名来到她家,背着大人偷看工作组的住房,同学悄悄地说:“何书记住一间,王同志和方同志两人合住一间,门上虽然新安了锁,但他们从未锁过”。推开何书记的房门一看,里面只有一张掉了漆的朱红色旧架子床,一张五屉桌,一把木椅,“这几样东西都是我娘的嫁妆。床上的东西都是何书记自己带来的”。何书记爱看报,桌子上和枕头边整整齐齐地放着两摞报纸。“他每个月都要来几次,有时住一两天,有时下午骑着自行车来,夜里开个会,住一晚,第二天就走了”。王同志、方同志两人合睡一张床,各用各的被子,枕头边分别叠放着一些替换的衣服,屋内的两张条形桌和两条板凳是从设在塆里的大队小学分校借来的,桌上放着笔记本和一些书。土砖墙上钉有几个小木桩,上面挂着几条毛巾。房子不大,显得很拥挤。
我偷偷翻开一个笔记本,只见上面写着:某月某日在干什么事,在哪家吃饭,何书记和村民提了些什么要求等事项。只偷看几页,同学就催我赶紧放下,说她父母从来不准她翻看。同学见我还站着不动,就一手拉我出门,一手从衣兜里掏出一颗水果糖塞到我手中,得意地说:“这糖是何书记买的,他每次来都要带点,有时还给我们带点草稿纸。”何书记虽然平时话不多,但有空爱给小孩子讲故事,隔壁左右的伢们如果有段时间未见到他,就会上吴家打听:“何书记是不是不来了?”何书记带领的工作组在吴家住了4年,结下了深厚情谊,至今仍惦念着这个好房东。
工作组住在吴家,但每天吃饭则由小队干部在各家轮流安排,当时叫做吃“派饭”。尽管这些家庭情况各异,卫生条件、饭菜质量也有较大差别,哪家吃饭较舒服,哪家不能吃饱,工作组的同志心里都有数,但他们从不挑三拣四,更不直接点名去哪家不去哪家,而是严格按规矩听队长安排,轮到哪家就是哪家。那时的鄂东农村,绝大部分家庭经常要用红薯(当地叫芋头)、南瓜补充主粮。如今许多人将这两样东西当做养生食品,大加推崇,但在家乡,只要是跟那些上了年纪的人提到这两样东西,他们大多会摇头,“不是我们乡下人挑食,真的是‘吃恙’(过多之意)了。”
工作组每次来我家,奶奶总是想尽千方百计做几个像样的菜,在我的记忆中,最好的也就是腊肉蒸干菜、辣椒煮腊鱼、韭菜炒鸡蛋、干炒黄豆等几样,这些菜还并不是每次都有,外加一些腌萝卜、腌豇豆,以及黄瓜等自产时令蔬菜。腊鱼腊肉是过年时特意留下的,只有贵客和工作组来,奶奶才会切下一点。主食则是一半米饭、一半芋头或南瓜。奶奶知道长住的“王同志”和“方同志”在有些人家没有吃饱,就像母亲对儿子一样疼爱地说:“你两个伢儿年轻,饭量大,还要出工,一定要吃饱,长期饿肚子要不得”。祖父知道我不爱吃南瓜、芋头,怕我在饭桌上有不雅之举。吃饭时,就先用一个大碗将饭菜盛好,让我到大门外去吃,虽然仍有不少芋头,但比平时要少,还有点好菜,我也很乐意,对工作组来我家吃饭总是很期盼。
参加工作进县城,我和工作组的同志时有接触,他们见面就夸奶奶是一个好老人,要我向她问好,并多次说想再回去吃吃她做的饭菜。
当年吃“派饭”,一定是要付饭钱的,每人每餐半斤粮票,一角二分钱(后来涨到两角),吃饭后客人会自觉地将钱、票放在饭桌上。开始也有些人会执意不收,但无论怎么推让,他们都要留下,并坚持说这是纪律,不给钱就要犯错误。此事传开后,双方也就成了习惯,乡亲们就不再觉得不好意思,说实话,这点钱放在现在,连买一碗稀饭都不够,但在那时,还可以买三盒火柴加一斤食盐。这让大家都觉得工作组很讲规矩,以至现在许多人一提到公款吃喝,就很愤慨,常拿这件事作对比。因我多次亲眼看到工作组付饭钱,还亲自用这钱到供销社买过东西,印象特别深刻,常常想起当时的情景,为此,1997年我还写过一篇短文,《吃吃派饭如何?》刊在本地的几家报刊上,呼吁驻村工作组恢复吃“派饭”。
如今的农村,温饱问题早已得到解决,村里家家户户都盖起了楼房,来客不愁住处,吃饭更不成问题。乡亲们说:“过去家里穷,工作组来吃饭,既高兴又犯难,总是担心米不够,有时还缺油少盐,真是亏待了他们,如今再来吃派饭,一定要好好招待,更不能收他们的饭钱。”
鄂东农民,习惯将干农活称为“生产”。工作组住队,最主要的任务是要带领社员把农业生产抓上去,各项工作任务要带头完成,当典型树样板。比如,上面要求不插“五一秧”,点上就得提前几天把秧插完；上面组织改河开田大会战,点上的干部就要先去领任务,社员也要提前到达工地,率先完成任务,质量检验过关。常听一些老人这样说工作组:“他们几个都长得很‘消团’(体力不太强壮之意),天天在畈里做这重的活,么抵得住?”
前几天我特意找到已经退休的“方同志”,请他谈谈当年驻点的一些感受,他笑着说:“与现在的工作组比起来,我们那时不知道苦多少倍。我和老王(王同志)那时都只二十出头,突然接到通知下去驻点,虽然毫无思想准备,也没有一点农村工作经验,但二话没说,带着行李第三天就进了村。我俩长期住在一个陌生人家,两人同睡一张床,天天吃派饭,开始还真不习惯,磨合了几个月,才逐渐适应。早上我们要比别人起得早,先是洗漱、扫地、挑水,接着到村头或屋后的山岗上喊大家一起出工,收工后再跟着农户去吃饭,白天接着干,午饭后只休息个把钟头,农忙时还要打夜工。农活有轻有重,我们只能专挑重的干。一百几十斤的草头,捆好的小麦、稻谷,一挑往往就是四五个小时,从田间到稻场,最远的有一两里路,中间无法歇脚,也不能穿鞋,脚上常被碎玻璃片、野刺划破,肩膀磨破了皮,简单处理后还得咬着牙接着挑。有时队长见我们实在受不了,让他老伴给我们下碗面条,炒碗油盐饭吃。在我心中,这碗面条和油盐饭,是一生中吃得最香最甜最有味道的美食,终生难忘。”
“落雪下雨天,大家都要轻松点。有时在屋里看看报纸写写日记,或躺在床上休息下,有时则组织群众开会学习。开会一般由队长主讲,内容主要是当前的主要农事安排,遇到县里和公社集中搞工程时,要作思想动员,并在会上安排外出劳力,强调纪律和相关事项。工作组主持并扫个尾,时间最长不超过1小时。学习时间则稍长一点,主要是念报纸,讲形势,传达上级一些重要文件精神,点评身边好人好事,杀杀歪风邪气。工作组一人主持,一人主讲。‘老王’和‘小匡’是地区农校毕业的,有时也讲讲农技课。那时会风很好,不仅人到得齐,而且纪律很严,一旦有个别人在下面‘开小会’,轻则点名批评,重则让他站起来作检讨。开会的学习室是工作组进村后新建的土砖房,4个大窗子没有安窗户,冬天用旧报纸糊住,夏天扯下来通风,屋内墙壁用石灰粉白,几十张木条椅分成三行排列,可坐100多人。学习室前面放着一块木制大黑板,墙壁上方贴着一行大字标语,内容经常更换。后面的墙上有一个宣传栏,何书记几乎每期都看,塆里的大人和小孩们也都经常来‘瞄瞄’。”
“方同志”的一席话让我想起一件事。有一次,大队电话因雷击不通,公社秘书来到学校,让我放学后通知工作组第二天清早赶到公社开会。回家后我径直来到吴家作了转达。不料,以后有好几次在村头碰到他们,见面就笑着大声问我:“公社叫你带信没有?”开始我还不在意,问过几次后,我有些不理解,就将此事告诉了爷爷奶奶。“公社没叫我带信,工作组怎么老问我?”爷爷愣了一下说:“你伢儿不懂事,他们几个平时回去少,天天在队里起早摸黑地做,做不过来想上面有个会开,就可以抽空歇歇。”爷爷的话当时我没有往深处想,说说也就忘了。直到十多年后,有次当面问“老王”,回答竟和爷爷的料想一致,这才恍然大悟,也深感当年他们住队的不易。
三十几年一晃而过,何书记在县级领导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王同志”他们几位后来也都得到提拔。每次见面,他们总会主动提及当年住队的往事,不约而同地感叹:那几年驻点是一段终身难忘的经历,在思想上、作风上、体力上真正经受了磨炼,这笔精神财富让我们受益终生。乡亲们对我们真诚的关怀、支持和帮助,我们更是感激不尽,常记心头。
时光飞逝,当年在学校给工作组带信的我,如今每年也带着一个工作组在村里驻点扶贫。每当想起何书记他们在村里驻点的那些往事,心中时常有些不安。虽然我们也为村里干了一些实事,得到群众称赞,但总感觉在思想感情、工作作风、吃苦精神等方面比不上何书记他们那个工作组。
令人欣喜的是,这段距离正在不断缩小。为如期实现精准脱贫目标,近年来,县里对派出的100多支驻村扶贫工作队在队员选择、目标任务和工作纪律等方面,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检查考核也抓得更紧。乡亲们普遍反映,工作组进村后,每周至少有4天住在村里,一手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一手抓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村里的道路、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在逐步改善,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卫生状况和社会风气也在不断好转。乡亲们说:当年的工作组又回来了,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好干部也越来越多了。
